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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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5年7月14日，苏丹喀土穆，市中心区域的政府部门、国家机构以及主要公共和私营企业在经历了23个月的激烈冲突后，遭到严重破坏。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23年4月15日，苏丹内战爆发，至今已两年有余。今年7月26日，苏丹内战的一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的政治联盟“苏丹创始联盟”正式宣布组建名为“和平”的“平行政府”，意味着敌对双方从军事对抗向政治对抗迈出关键一步。
尽管苏丹外交部和国际社会既不认可成立“平行政府”之举，也不承认其合法性，但苏丹内战这一最新动向无疑更令外界担忧。从权力斗争、武装冲突到政权割据，各方势力尚未决出赢家，可国家在错综复杂的博弈中日益分裂，人道主义灾难在民间愈演愈烈。作为全球四大冲突之一，苏丹内战走向如何，这个非洲大国是否会重蹈邻国利比亚的覆辙？如今形势更不乐观。
双线针锋相对、催生“平行政府”
苏丹内战已经进入第三年，战场局势仍不明朗，双方敌意愈演愈烈。两大交战阵营分别由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以下简称“快支部队”）领衔：前者自2019年4月将前总统巴希尔解职后接管国家政权至今，代表着国际社会承认的苏丹政府；后者源自达尔富尔地区部落民兵组织“金戈威德”，在达尔富尔冲突期间成为巴希尔的“私人雇佣军”和“白手套”，2013年形式上被苏丹政府收编后，冠以“快速支援部队”之名。
此后十年苏丹经历了从巴希尔时代到后巴希尔军政府时代的重大变局，苏丹武装部队和快支部队名义上仍同属当权派阵营。只是双方早已面和心不和，前者尤其警惕后者实质不受约束、尾大不掉的趋势，试图全力压制、加快整编后者，由此引发后者对于“强行吞并”的激烈反弹，终于在前年4月引爆全面内战。
过去两年，双方在首都喀土穆、西部达尔富尔地区、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和东南部多州展开激烈战斗，争夺首都圈控制权的喀土穆战役更是持续25个月才告终，成为苏丹和非洲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在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国的先后斡旋下，双方曾于2023年和2024年分别在沙特和瑞士举行直接谈判和间接对话，但都无疾而终。
快支部队及其主要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希卢派）]（以下简称“苏人运-北方局”）拥有约12万兵力，控制着达尔富尔地区多数区域（北达尔富尔州除外）、科尔多凡地区的部分区域、西北部边境及周边区域，在今年3月底之前更是控制着喀土穆多个重要地点（包括总统府、喀土穆国际机场、央行、国家情报局总部）。无论是军事实力、战斗力还是实际掌控的领土资源，快支部队的确拥有政治上“自立门户”的底气。
事实上，进入2025年后，快支部队在另立政权的道路上迈出前所未有的步伐，离不开其今年与苏丹武装部队的“斗争形势”变化，二者几乎同步推进。
今年初，苏丹武装部队发起攻势，1月11日收复中部杰济拉州首府瓦德迈达尼，2月8日几乎重夺喀土穆州北部所有区域，剑指首都。这一天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宣布，将组建“看守政府”或“战时政府”完成过渡任务，协助完成“清除苏丹境内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
苏丹武装部队的年初组合拳，意在军事和政治上“双重绞杀”：一方面，尽可能地收复失地（特别是首都、州府这样的重要城市）、消灭快支部队的有生力量、压缩其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自2021年底军事政变（赶走哈姆杜克文官政府）后苏丹实际上没有正式政府，布尔汉率先提出组建政府，无疑是要抢先占据政权合法性。
2月19日主权委员会与内阁达成的宪法修正案协议更是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该修正案删除了“快速支援部队”和“自由与变革力量”（政党与民间团体组成的联盟）的字眼，禁止外国国籍持有者获得政府职位，授予主权委员会对外交政策的审查权，合并组建新的过渡立法机构，将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过渡期再延长39个月。
快支部队和自由与变革力量都是2019年巴希尔下台后军方承诺权力共享的对象，但宪法修正案意在正式将二者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既然苏丹武装部队掌管的政权公开否认快支部队的合法名分，那么后者干脆自立门户、针锋相对。
2月18日，没等宪法修正案公布，快支部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集盟友起草“创始宪章”，并于4天后正式签署，宣布成立“苏丹创始联盟”——其成员包括快支部队、苏人运-北方局等23个政治和武装组织，筹建“和平与团结政府”；3月4日，“苏丹创始联盟”在内罗毕宣布通过“过渡宪法框架”；4月15日，快支部队领导人达加洛领衔的“和平与团结政府”宣告成立。
从这一刻起，快支部队的“平行政府”其实已经开始着手运行，甚至宣称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和身份证。到了7月26日，“苏丹创始联盟”发言人阿拉丁·努古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宣布组建名为“和平”的“平行政府”，其最高权力机构为15名成员组成的“总统委员会”，由达加洛担任主席，苏人运-北方局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齐兹·希卢任副主席。
据“苏丹创始联盟”内部人士披露，在“平行政府”的权力分配中，快支部队占42%，苏人运-北方局占33%，剩余25%由苏丹革命阵线等其他联盟成员分享。值得注意的是，该联盟任命的“政府总理” 穆罕默德·哈桑·泰希曾在2019年至2021年间担任主权委员会成员，是公民团体代表，这一任命无疑具有吸收民间力量的象征性意义。
7月26日成立“平行政府”、任命权力机构和“政府内阁”、重设行政区域和“行政长官”的最新举动，又是针对苏丹武装部队的动向：5月31日，布尔汉任命卡米尔·伊德里斯为三年来第一位苏丹正式总理，后者自6月24日起开始组建“希望”政府。双方在两条战线你来我往、誓不妥协，导致今日“两个政府对立”的态势。
苏丹将步利比亚后尘？
苏丹两大势力在权争和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呈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苏丹外交部强烈谴责快支部队组建“虚幻政府”，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承认该“非法组织”，布尔汉更是提出“不原谅、不妥协、不谈判”原则，只要对手不放下武器就继续战斗。快支部队则以“平行政府”、“定都”南达尔富尔省首府尼亚拉的方式，传递出“彼可取而代也”的姿态。
这种与日俱增的敌意，让整个国家付出了罕见的沉痛代价。目前苏丹内战是堪比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刚果（金）东部冲突的全球四大热点冲突之一，已造成超过15万人直接丧生、885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350万人成为难民。此外据行业组织苏丹医生联盟（SDU）统计，至少52万儿童因战火招致的营养不良而死亡。对于人口不到5000万的苏丹来说，战争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
然而，苏丹当下的“政权对立”背后，既有国内苏丹武装部队、快支部队、反对党和民间力量之间的博弈，还有来自地区和域外国家的外部影响因素，局势错综复杂、和平前景依旧不乐观。
往往容易被忽视却作用不可小觑的，就是外部国家在苏丹内战中的作用。快支部队及其盟友在肯尼亚首次宣布组建“平行政府”，引发苏丹政府大骂肯尼亚为“流氓国家”并召回大使，就是明证。尽管肯尼亚宣称自己保持中立并在2023年7月试图调停，但苏丹武装部队予以拒绝，指出肯尼亚总统威廉·萨莫伊·鲁托与达加洛关系匪浅，并为快支部队人员提供庇护。
此外荷兰调查性新闻组织贝灵猫（Bellingcat）和肯尼亚国家媒体集团上个月确认，快支部队的武器库中发现了不少来自肯尼亚的武器，证明肯尼亚对苏丹内战的介入。有声音认为除了鲁托总统与达加洛的私人关系外，肯尼亚还介入刚果（金）东部冲突，支持反政府武装“M23运动”，表明该国有更大的地缘野心。
今年1月肯尼亚与阿联酋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于是有分析认为肯尼亚的做法也受到了阿联酋的影响，因为后者正是苏丹内战中快支部队最主要的支持者。
阿联酋与快支部队的联系可追溯到2018年也门内战期间，过去两年则被指责借道乍得、利比亚、南苏丹等国，给后者秘密提供武器、无人机、后勤物资。为此苏丹驱逐阿联酋外交官，连阿联酋驻苏丹大使官邸也遭到袭击。而且有案例表明，阿联酋对快支部队的援助有时与俄罗斯著名雇佣军组织瓦格纳集团协同——瓦格纳集团与快支部队在苏丹金矿区的采矿、安全业务合作早已有之。
苏丹武装部队同样不乏外国支持：为了消灭瓦格纳集团有生力量，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苏丹展开地面军事行动，视频被乌克兰《基辅邮报》曝光；土耳其近年来积极布局、试图扩大在东非和红海地区影响力，一边提议居中调停、一边向苏丹武装部队运输武器，并出动无人机打击快支部队；为了制衡阿联酋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确保红海通道于己畅通，伊朗向战场双方都提供过无人机，曾一度帮助苏丹武装部队扭转战场被动局面......
不可否认，由于地处东非红海之滨，占据交通要道，苏丹极易成为地缘争夺重镇，但当前的内战与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仍在国内，恢复和平的关键，在于苏丹武装部队、快支部队、反对党和民间力量能否凝聚底线共识，重建国家政治秩序。遗憾的是，交战双方不仅在权力斗争上陷入“零和博弈”，在意识形态上也截然对立。
快支部队的世俗主义、部落主义、阿拉伯至上主义思维根深蒂固，因此要求建立世俗化、联邦分权制的苏丹，与苏丹武装部队集中权力、整合国家的理念截然相对。站在反对党和民间反军方力量的立场，问题在于苏丹武装部队和快支部队在国家正常化转型问题上是否有足够诚意，苏丹何时能完成过渡、回归正常文官政府治理，“军方退出政坛”与否就是他们和交战双方的核心矛盾。
两个政权并立的事实，令当地一位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亚希尔·阿尔曼担忧苏丹内战不仅在时间上会延长，整个国家可能复制邻国利比亚的结局：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长达42年的统治被推翻后，国家经历了长达十年、多国势力介入的内战撕裂，如今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政权——控制西部地区（首都的黎波里）、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以及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与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及其“利比亚国民军”结盟的“国民代表大会”。
最新的内战走向无疑对苏丹极不乐观，该国步利比亚后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要想重塑和平、维系国家统一，需要内战当事方为对话与基础互信留出更多空间，也需要地区和域外国家为和平（而非战争）提供更多助力。只是现在看来，各方的所作所为并非在创造有利条件，而是徒增额外风险。对于内战导致未来更多灾难与风险外溢，地区和国际社会不得不做好最坏准备。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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