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这些年，我常陪同外国媒体和政要走访中国各地，聚焦民生领域的观察、交流与对话往往是行程的核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脱贫攻坚现场、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等场景，总能引发他们最浓厚的兴趣。
在党群服务中心，他们会好奇：中国为何要建立这样遍布社区的服务空间？里面究竟开展哪些活动？运作逻辑是什么？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反复追问：中国为何要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具体做法、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走进上海的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从面向老年人的社区餐厅到覆盖全龄段的公共服务设计，他们对这些细节刨根问底，想知道“为何要如此细致地照顾不同群体的需求”。
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外景。上观新闻 图
尽管我会逐一解读具体做法——比如党群服务中心如何整合资源、脱贫攻坚如何精准施策、城市服务如何兼顾各类群体——但交流到最后，话题总会落到更深层的逻辑：这些实践背后是否有一套贯穿始终的理念？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
然而，对于这一理念，外界常有困惑：“以人民为中心”究竟是什么？为何中国会如此强调并践行？其内涵如何体现在具体治理中？要解答这些问题，既需要回到理念的本源，也需要结合实践的细节，才能清晰展现“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导向到行动落地的完整逻辑。
一、何以追求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内涵，可凝练为三句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历史传统、立足理论根基、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的重大发展思想。要理解其深刻内涵，需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展开——三者相互交织、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完整支撑。
从历史逻辑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深植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脉络中，是对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传承与升华。
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国家形态的形成，自始就与“为民众谋生存、谋发展”紧密相连。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堪称这一逻辑的起点。面对威胁全体民众生存的洪水，分散的部落通过 “组织起来协同应对” 的集体行动，不仅战胜了灾难，更孕育出“为共同体谋福祉”的治理内核。这种实践让早期国家的核心功能不是为了少数人掌权，而是为了聚合力量保护民众、推动共同发展。
进入农耕文明阶段后，这种逻辑进一步升华为“民本”思想。在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中，民众的生产生活状态直接关系国家稳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成为历代治理者的共识。儒家倡导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更是将“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作为理想社会的核心标准。与此同时，作为世俗化文明，中华文明始终强调“人定胜天” 的实践哲学——不依赖超自然力量，而是相信通过组织民众、凝聚力量，就能克服困难、创造美好生活。这种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双重逻辑，体现在制度创新的方方面面：从古代的水利工程组织、灾荒救济体系，到基层社会的互助网络，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组织人民”并“服务人民”。
传统政治智慧中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更直白揭示了统治者与民众的依存关系：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对民众需求的回应；国家的稳定，根基在于民众的支持。这种将“民”视为核心的治理传统，虽在古代带有阶级局限性，却为现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核心发展理念，更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这一理论与中华文明的民本传统形成了深刻共鸣，又在科学性、革命性上实现了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有着鲜明的理论特质。它明确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依靠人民的实践；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民摆脱剥削与压迫，共享文明成果。这种“人民主体论”与“解放目的论”，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如重视“民”的作用，又有本质区别：传统民本思想中“民”是治理的对象与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将“人民”视为历史的主人与发展的主体；传统民本追求的是 “统治稳定”，而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人民解放”。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世俗化特质高度契合。它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通过改造客观世界，而非寄托于精神世界，来改善人民生活，这与中国“人定胜天”“务实求变”的文化基因形成呼应。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初心使命，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继承了“民为邦本”的传统智慧，又以科学理论赋予其“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内涵，使“以人民为中心”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思想体系。
从实践逻辑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仅是历史与理论的延续，更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反复验证——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也是应对各种挑战的根本遵循。
在革命年代，正是因为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土地改革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党与人民形成了“鱼水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党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工人阶级奋战在工厂车间，农民通过互助合作推动农业发展，知识分子投身科研攻关——正是 “发展依靠人民”，才在短时间内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逻辑进一步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离不开群众的首创精神，市场经济的繁荣依赖全体劳动者的参与——“发展依靠人民”释放了巨大活力。同时，“发展为了人民”的导向不断清晰：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小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保障基本民生到促进共同富裕，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则体现在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的进步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8亿多人脱贫，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历史反复证明，当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事业就会前进；反之，脱离人民群众，忽视人民需求，就会遭遇挫折。这一实践规律，使“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则。
综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华文明“民本”传统的现代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表达，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结晶。它既扎根于历史深处，又立足当下实践，更指向未来发展——理解了这三重逻辑，才能真正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
二、何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中国从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领导力量，在百年历程中始终以 “以人民为中心” 为核心逻辑。这一理念的落地，绝非单一维度的口号，而是通过价值引领、组织保障、制度支撑三个维度的协同推进，形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完整闭环。而三个维度之间内在的激励与互促机制，更确保了“以人民为中心” 能够贯穿始终、持续深化，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从价值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使命”锚定方向，让“为人民服务”成为根本宗旨。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并将“为人民服务”明确为政党的根本宗旨。这不是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贯穿百年的价值坐标——无论是革命年代 “打土豪、分田地”回应农民的生存需求，还是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回应人民对发展的渴望，抑或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始终以人民的利益和诉求为出发点。
这种价值定位决定了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有奋斗都指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种价值底色让“以人民为中心”从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时有了不可动摇的根基。
从组织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以“组织力”凝聚民力，让“人民主体”成为实践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组织起来”的逻辑——先有政党凝聚力量，而后建立国家、塑造现代社会，这使得组织维度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中尤为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革命时期，依靠这一路线发动农民、工人推翻 “三座大山”，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建设时期，围绕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如工业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集体行动，形成“发展依靠人民”的强大合力。例如脱贫攻坚中，数百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正是组织力转化为实践力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作为“法宝”，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的严密组织体系，确保政策落地“不打折扣”。这种组织优势让“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全党上下的共同行动，组织网络的毛细血管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确保人民的需求能被及时感知、有效回应。
从制度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创新”保障落地，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为治理常态。
在组织人民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设计将“以人民为中心”固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原则，形成了一套覆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制度安排，具体体现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的有机衔接。
在根本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明确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通过各级人大将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政策，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有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吸纳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形成“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格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依法行使自治权，让民族地区群众的特殊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统一；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城市实行居民自治——如上海人民城市建设中，通过社区议事会让居民直接参与公共空间改造，正是基层自治的生动实践，使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制度设计既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性，又兼顾不同群体的特殊性。
在具体制度创新层面，重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立法听证、行政协商、人大代表联络站、基层议事会等机制，将人民的参与延伸到决策、执行、监督等治理全链条；创新民生保障制度，如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让“以人民为中心”从政治原则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生活改善，确保不同群体的利益都能被精准纳入治理框架。
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是避免“少数人利益凌驾于多数人之上”，通过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如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现代化的红利覆盖全体人民——从义务教育的普及到医保体系的完善，从老旧小区改造到乡村公路硬化，制度的刚性保障让“以人民为中心”从理念变为可感知的民生改善。
从价值、组织到制度的三维支撑，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 有机统一，党不是外在于人民的 “管理者”，而是嵌入人民之中的 “组织者”和“服务者”。通过价值锚定方向、组织凝聚力量、制度保障长效，让“以人民为中心”既不是短暂的政策选择，也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活的实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根本逻辑所在。
三、何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理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源与保障机制，更需要看清其在实践中如何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需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个维度展开，三者相互衔接、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国实践中“人民主体地位”的完整逻辑。
“发展为了人民”，是激发人民参与热情的价值前提，要求发展目标始终锚定人民需求的动态变化。
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回应了农民的生存诉求，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聚焦“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改革开放后通过市场经济释放发展活力以提升生活水平，新时代则转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满足。这一过程始终避免“平均主义”的简单化思维，而是根据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生产力水平，设计既符合整体利益又兼顾个体差异的制度安排，让“为了人民”成为贯穿发展始终的价值坐标。
“发展依靠人民”，核心在于尊重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通过组织方式与制度设计的动态调整，激活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群体的积极性。
革命年代依靠群众动员凝聚力量，建设时期通过“单位社会”整合资源，改革开放后则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创新等机制，将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具体个体联结成“历史合力”——比如改革开放后，个体户、民营企业主、科研工作者等群体的创造力被激活，共同成为发展的推动者。这一过程既承认人民是由具体群体构成的“复合体”，又通过制度创新让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要素充分涌流，使“依靠”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前两者的必然归宿，旨在破解发展中的差异性难题，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中国实践既反对 “穷者恒穷、富者恒富” 的两极分化，也不追求 “一刀切”的绝对平均，而是通过脱贫攻坚、区域协调发展、先富带后富等阶梯式策略，在承认个体禀赋、区域条件差异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发展差距。这一过程中，既注重整体层面“蛋糕做大”后的普惠性分配，也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让不同群体都能在发展中获得获得感，最终实现个体发展与集体进步、局部突破与全局提升的动态平衡。
三者的协同推进，本质上是对“个人与集体”“当下需求与长远目标” 以及“差异发展与共同富裕”等关系的统筹把握，使“以人民为中心” 不仅是价值理念，更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的实践准则。
四、何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逻辑，不仅塑造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在全球化时代延伸为面向世界的文明观——这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逻辑。
我们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既植根于中华民族长期传承的民本思想，又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相契合。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国，更指向全球大同世界的建构——它不仅强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更希望以世界人民为中心。
国与国之间因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与发展阶段，但这绝不应成为文明优越感的来源。我们始终承认文明的平等性与多样性，主张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都应得到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路径与特色都应被珍视。
在全球化、网络化与数字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人类已紧密联结为 “地球村”，面对人工智能发展、气候变化等共同命题，更需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当西方某些国家仍以“文明优越”自居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核心正是强调以世界人民为中心，这既是中华大同思想的当代体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国际层面的自然延伸。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否认差异的存在，而是主张平等对待差异，通过建立相应机制与制度，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新型政党关系的构建，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文明倡议，一系列实践举措都是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让中国的发展造福世界，让“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逻辑扩展至全球，最终实现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
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日常服务，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项目，“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发展的终极意义，是让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能获得尊严与幸福——这既是中国的实践逻辑，也是面向世界的文明启示。
（作者郑长忠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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