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郑和下西洋与“郑和大交换”

摘要： ...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引发了一场亚非区域长达数十年的中外文明的大交流，并对之后的全球性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作为“和平之旅”的意义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但对于其划时代世界意义的阐发，目前所知以万明所著《郑和与明代中国大航海》为全面和突出，该书从全球史的角度对之进行过专题性深入解读。笔者不揣浅陋，在拙文《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的基础上，借鉴“哥伦布大交换”的概念，首先提出“郑和大交换”的新概念。作为亚非区域大航海和全球大航海前奏的郑和下西洋，其在文明的输出和输入方面意义非凡。本文重点从外销青花瓷激发的贸易活力、下西洋期间引进的异域动物、“西洋”奇花异树形态和生态记载以及中外农作物交流的实践等若干方面，从“郑和大交换”视角切入，阐述郑和下西洋对于大航海时代前后全球贸易发展的深刻影响。

郑和下西洋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漫长和辽阔海岸线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作为中国和世界海洋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年来，郑和下西洋愈来愈受到政府、民间社会和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其缘由主要来自其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壮举，作为中华民族自豪的象征，郑和研究凸显出以史为鉴和经世致用的意义。202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20周年的纪念年，国人可从下西洋的壮举中汲取我们民族和国家所需要的自信和激励。

郑和下西洋：从亚非区域大航海到全球大航海

“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是指1492年由哥伦布开始的，达伽马、迪亚士、麦哲伦等航海家在欧洲以外地区所进行的地理探索，以后这个概念渐渐扩大，普遍地用于指从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欧洲船队全世界各个地区寻找新的贸易航道，以发展欧洲新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所谓“地理大发现”这一概念，被衍生出“美洲的发现”“非洲的发现”“澳洲的发现”，以及“发现东方”“发现印度”“发现中国”等不同用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理大发现”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全世界各国的中学教科书中，中国人自己所编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其实，类似“地理大发现”等所谓的各种“发现”，都是站在欧洲为中心的立场上的言说，因为只有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关于美洲和东方的这些知识才是全新的。“地理大发现”是指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的欧洲知识范围内未见地区的一种说法。而美洲、澳洲等欧洲知识范围内不为人知的地区，即所谓“新大陆”，本身是有原住民的，“地理大发现”一说完全无视了这些上万年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及其土著文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印第安裔学生就反对庆祝“哥伦布日”，2002年委内瑞拉总统还签署法令，将“哥伦布日”改为“土著民众抵抗日”，并公开呼吁美洲人不要庆祝这个节日，指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根本就是莫须有，美洲从来不是空无人烟的地方，印第安人在美洲的土地上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加、玛雅等）。确实，把西人未知的地区和文化，均作为欧洲人的“发现”，明显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似乎是欧洲人的东来，才使这些土地“被发现”及“被赋予历史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率先提出“大航海时代”一词，为更多学者所赞同，认为该词较之“地理大发现”要更“中性”和“温和”，或提出“大探索时代”一词，来代替具有强烈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地理大发现”。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5—17世纪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那么这种“探索”和“发现”，也应该是东西方之间互相的“探索”和“发现”。

2007年3月25日，北京，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曾率领中国船队七次下西洋的郑和（1371—1433），幼年就耳闻奇闻逸事。他幼习孔孟，知兵习战，能武能文，又通晓伊斯兰教诸国的文化习俗。12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14岁进入北平燕王府，他身材魁梧、思维敏捷，出入战阵，多建奇功。特别是因帮助朱棣登基有功，擢升为内官监长官太监，并赐姓郑，时称“三保太监”。1405年开始，明政府想重建与发展东南洋等地的朝贡关系，派遣年约35岁的宦官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船队数次下西洋，与亚非各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郑和在1405、1407、1409、1413、1417、1421、1431年七次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的新时代。郑和船队通常拥有60余艘宝船（“西洋取宝船”的简称），连中小船只在内，达200余艘。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2艘，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48艘，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61艘，27550人。船只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随行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阴阳官、医官、军匠、民匠等。船上备有大量的礼品、商品和充足的粮食和食品。郑和下西洋，其中6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前后28年。学术界多将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至第三次为第一阶段，第四至第七次为第二阶段。郑和下西洋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打击海盗，保护南海诸国遣使入贡能够有一条安全的航道。

从海洋史的角度来看，郑和区域大航海的意义非常重大。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已经到达莫桑比克沿海，即南纬33度以南接近好望角之地，没有郑和所开拓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路，欧洲人无法这么快地到达中国。1497年达伽马率领4艘船舶和100多名水手组成的远航队，于7月8日离开里斯本，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卡利库特（Calicut，即“古里”），标志着全球东西航路就此连成了一片。古里的居民曾告诉葡萄牙人，约在80年前有一些“秦”人来到这里。之后葡萄牙陆续在印度半岛的果阿（1510）、马六甲（1511）、爪哇、马鲁里群岛建立起海上交通的要塞，不断探访有关“秦”人的消息。1516年四艘船从葡萄牙在远东的基地——果阿出发，驶往中国，葡萄牙国王的特使皮雷斯（Pires）也在船上，企图谒见中国皇帝，进行贸易谈判。没有郑和船队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葡萄牙不可能在1498年达伽马到达古里的10年后，就能派出使团前往中国，郑和船队为16—17世纪数以千计的西人东来做了交通上的准备。不难发现，大航海时代后来到这一区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是继承了亚非原有的贸易网络，而非建立新的网络。可以说，是郑和大交换促进了亚非贸易网络的初建，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大航海时代后动植物的知识等在全球的流通和互动问题，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并非仅仅进行物品、物种对比和传播路线的考证，更关注人员、物品、物种流动带来的跨文化的文明传播、碰撞与相互影响，以及隐藏在对新物种的采集获取、文字书写背后的权力展现、商业贸易等多重议题。我提出的“郑和大交换”这一概念，是受到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启发。“哥伦布大交换”是关于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以及观念，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一场引人注目的大交换。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这是世纪性的大航海，也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联系的开始，引发了各种生态上的巨大转变。自葡萄牙贸易商在16世纪由美洲引进玉米及番薯进入非洲，取代原有农作物，成为非洲大陆最主要的农作物。亚洲亦在16世纪由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引入番薯及玉米，使得粮食充足，刺激了亚洲人口的增长。欧洲最早引入美洲的物种之一——马，使大平原上美洲原住民部落，变成使用马狩猎美洲野牛的游牧民族。来自美洲的番茄，在意大利成为制造番茄酱的原料，并且注册为商标。世界上产量最大的20种作物，首五种（玉米、马铃薯、木薯、番茄、番薯）都是源自美洲，而第六种（葡萄）则是由欧洲嫁接到美洲的植物，其余在榜上的旧世界作物（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稻米、橙、洋葱、高粱、鸡蛋、大麦、莴苣、菊苣、苹果等）至今已布满世界各地。欧洲人把花生和番薯引进南亚和西非，使得当地大量人口往内陆定居。在人类史上，这是关于生态学、农业、文化等诸多项目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1972年历史学者艾弗瑞·克罗斯比在其著作《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中首先提出这一观念。之后还有学者将太平洋生态融入世界生态体系的全球商品网络，称之为“库克大交换”。亦有学者提出美洲作物能够全球广布主要归功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提出“葡萄牙人大传播”，作为对克罗斯比 “哥伦布大交换”的一个必要补充。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大航海时代是一个整体概念，大航海将人类带入一个整体发展的全球化新时代。但全球史发展是一个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海上经济活动增加，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是逐渐打破彼此间的闭塞隔离状态，从区域到世界，通过渐趋扩大的范围内的接触、相互交往，形成紧密联系，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网络。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非贸易网络的初建，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全球海路物种乃至技术的大交换开启之前，已经建构了亚非区域海路和区域贸易网络，首先开启了“亚非大航海”，可以视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形成了亚非区域内人员、物品、物种、技术和观念的郑和大交换，郑和船队究竟带动了多少中国物品的外传，又引进了多少外来物品呢？笔者在万明等学者前行研究基础上，进行深一步的讨论。

青花济沧海：外销瓷激发的贸易活力

陶瓷在古代对外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使都会携带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在这些礼品之中，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因为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了明初瓷器产量的大规模增长，在永乐和宣德时期，窑厂数量迅速增加。据《明会典》记载，仅宣德八年（1433），“准烧造龙凤纹瓷器兼本部官员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磁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外销瓷从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港口源源不断地运往亚非诸国。郑和下西洋成为这场盛大区域性国际贸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宋人《诸蕃志》记载：登流眉国“饮食以葵叶为碗”；苏吉丹国饮食不用器皿；渤泥国不用器皿，以竹编贝叶为器。而郑和为这些国家带去了文明开化的食用器具。中国陶瓷的主要生产区则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且日臻精美。宋元时代，浙江龙泉地区生产的青瓷逐渐取代越窑，成为外销瓷的主流。沉没于今韩国全罗南道的元代新安沉船，出水陶瓷便以龙泉青瓷为主。整合世界各地出土、留存的龙泉青料，我们会对这一阶段中国瓷器的输出范围感到惊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地航船所到之处，内陆腹地重要城镇，都能找到龙泉青瓷的踪迹。

根据考古专家研究，留在肯尼亚的瓷器之中竟然有龙泉窑瓷器，这种瓷器烧制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到成化年间，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两次埃及之行中曾在当地的福斯塔特遗址、苏丹的阿伊扎布遗址，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一带，发现了郑和下西洋时期的青花瓷。在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哈德（麦什特）的博物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阿富汗喀布尔的商店、印度孟买和海德拉巴的博物馆、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博物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都收藏有约15世纪初的中国青花瓷，通过对选出的1.2万碎片进行种类和时代分类、计数和测定，可以判定这些瓷器大多是明初外销瓷的遗存。明初时期龙泉窑、磁州窑和景德镇窑的瓷器销量几乎占1/3，而龙泉窑和磁州窑主要是以青、白瓷为主的，因此在这一时期青花瓷并未成为社会的主流瓷器。

现代科技检测表明，元青花以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的青料主要为波斯进口钴矿，宣德官窑已使用国产钴土矿。文献中“苏麻离青”或“苏浡泥青”的称谓，或认为是伊朗卡善地区青料“Sulaimani”的译名，或认为其由东南亚苏门答腊等几处钴料产地名称演变而来。成化时期“苏麻离青”已经用竭，国产钴料逐渐代替进口钴料，这一原料的本土化，也促使了民窑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使得青花瓷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黄金时期，青花瓷逐渐从海外的需求变成国内瓷器的主流，开始面向全社会。尤其是在成化时期，政府允许工匠“以银代役”，使得民间独立经营的手工业增多，工匠的生产积极性也随之提高，民营手工业快速发展，民窑遍地开花，大幅度提高了青花瓷的生产量。借助这两个契机，明代青花瓷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从众多的瓷器品种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主流瓷器。青花瓷将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发展贯穿在一起，表明青花瓷连接的已不仅是“东西两个世界”，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一部全球史的开端。青花瓷参与了全球的时空巨变，可以引发关于文明成长的深度思考。作为中国瓷器代表的青花瓷传播到亚非各地，并进而通过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欧洲，引领了全球时尚潮流，展现了新的文化景观，为大航海时代后中国瓷器输出海外准备了有利条件。

明初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流的一个特殊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期间，船队所历之域大多是伊斯兰文化区域。中国外销瓷作为礼物和贸易的主要器物，白地蓝花的青花瓷象征纯洁高尚，深受伊斯兰世界人民的喜爱。穆斯林工匠来华带来了纹饰与技术的流通。明朝对来华穆斯林给予政策支持与优惠，部分来华穆斯林上层人物被朝廷封以高官，因此吸引了更多穆斯林商人纷纷来华。同时，许多擅长制作地毯、陶器、玻璃器与金银器的工匠来到中国，他们精湛的技艺给明朝染织、制瓷、镶嵌与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给明代陶瓷装饰艺术带来了异国情调。明代青花瓷正是在这种开放情境下，融合伊斯兰手工艺品的造型与纹样，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格。就陶瓷装饰而言，汉唐以来纹饰发展变化，在与域外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中，汉族文化一直都处于主体地位，模仿异域陶瓷饰纹作为局部或点缀。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之间瓷器的直接贸易往来，大量中国瓷器输入欧美，开启了新的贸易时代。贸易瓷的发展充分见证了中国贸易的活力，灵巧的工匠针对亚非各国不同市场，生产风格迥异的器物，满足不同的审美与器用需求。

万牲呈奇：下西洋期间引进的异域动物

郑和下西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使命，即寻找各种珍奇异宝，其中除了域外的奇花异木，就是来自异域的各种异兽，有六足龟、斑马、黄黑虎、驼马、黑熊、黑猿、白鹿、狮子、麒麟（长颈鹿）、金钱豹、大西马、长角马哈兽、驼鸡（鸵鸟）、骆驼、麋里羔兽、白象等稀贵动物。王直在《西南夷以麒麟狮子诸物来献有旨赐观退而赋此以进》中对“万牲园”这一盛况进行了描述：

圣皇端拱如尧羲，深仁大德均华夷。昆虫草木各生遂，四方万国皆恬嬉。西南夷在荒服外，自昔穷处天一涯。只今感德争贡献，梯山航海来京师。麒麟当前旅庭实，天朝上瑞安敢私。麇身牛尾蹄类马，有角不抵称仁慈。回翔中庭鸣应律，从以额额黄金狮。雄姿猛气乃柔伏，蒙茸颔下舒髯耏。红缨锦带巧萦络，左顾右盼鲜飙吹。庞然福禄从古稀，进退驯扰不受羁。黑章白质相间错，晴日正照光陆离。神羊巨尾凝玉脂，彩轮舆曳参追随。马哈毛质亦甚奇，两角觩曲垂半规。矫矫弥猴霜雪资，下视赤豹憎黄罴。祥乌皓彩夺人目，振翮还欲搏朝曦。驼鸡七尺好羽仪，饮啄不羡山梁雌。元裳缟袂貌闲暇，警晓曾上蟠桃枝。纷纭前后若有喜，共逐麟趾登彤墀。天门大开玉色怡，庆云烨烨垂九芝。千官趋朝俨在列，鸣环曳佩纷逶迤。欢呼拜舞颂明主，若此嘉祥天所为。《周南》想像托赋咏，岂若亲见当盛时。皇图圣寿同天地，弥忆万岁长如斯。小臣作歌愧荒陋，黾勉上继唐虞诗。

万牲园中有“雄姿猛气乃柔伏”的黄金狮，古来稀见的“庞然福禄”，进退驯扰不受羁；有长着“巨尾”的神羊，毛质甚奇的“马哈”兽，有“赤豹”“黄罴”，也有皓彩夺人目的“祥乌”；有“七尺好羽仪”的驼鸡，以及被众臣迁至朝廷之上的长颈鹿。如何妥善圈养这么多动物，实在是一大难题。这也促使明人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圈养技术，推动了当时有关动物知识的发展。

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指出明朝经常有携带 “奇兽”的使节，使团更像是一个流动的马戏团或杂技团。他们经常护送鸵鸟、猞猁狲和经过狩猎训练的豹子入朝，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很难见到的狮子。明朝沿袭东汉和唐朝的旧例而怀有极大的兴趣接受这些笨重的贡物，并赏赐对方中国的丝绸、大隼等。明代中叶，皇帝确实有一个满是珍禽异兽的“御苑”，夏原吉《夏忠靖公集》对这一规模不小的“万牲园”的详细描述，文中有“又看福鹿并神鹿，毛质鲜庞实灵物”。“毛质鲜庞”之灵物“神鹿”，或指“长颈鹿”。满是珍禽异兽的“御苑”激起了许多儒家学者的反对，但是他们的抗议却徒劳无益，因为对明王朝来说，这是通过观赏异域进贡的奇兽形象，建立起对于政治权威的认同感和畏惧感，包括政治上层以及普通民众，使他们在观赏异兽的过程中，因为个体对于自然界动物秩序的感受也参与其中，逐渐构建出一种对于政治权威的恐惧感和敬畏感。其中第一次“麒麟贡”最值得一说。永乐十二年（1414），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新国王赛弗丁进贡的一头长颈鹿，引发了朝野轰动，因为中国人从未见过这一形态和习性的动物。百官们稽首称贺，不过当时朝野对长颈鹿究竟属何种动物均很难确定，或称“锦麟”“奇兽”，或称“金兽之瑞”。《天妃灵应之记碑》中称“麒麟”“番名祖剌法”，系阿拉伯语“Zurãfa”的音译，郑和的随员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称“阿丹国”作“祖剌法，乃‘徂蜡’之异译也”。而“徂蜡”可能是索马里语“Giri”的发音，将之与“麒麟”对应，实在是郑和及其随员或朝臣们聪明的译法，因为“麒麟”的发音接近索马里语“徂蜡”，于是形成音意合译名，堪称完美。以汉字古典词“麒麟”，来对应长颈鹿的索马里语“Giri”，这一音意合译词很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即将动物与祥瑞之兆联系在一起，给长颈鹿赋予人事的褒贬，由此这一动物译名弥漫着中国典雅的质量，赢得了一种翻译上的诗意表达，富含情感的内涵，迎合士大夫的期待视野，当然也是翻译者对于皇权的认可，“麒麟”的译词也成了“权力转移”中的一个例证。“长颈鹿”这一动物与古代瑞兽麒麟对应，可以向世人表示因为大明上有仁君，才有此瑞兽的到来。由于长颈鹿和狮子深受永乐大帝的喜欢，贡品中虽也有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等其他动物，但“麒麟”和狮子是放在首位的。于是，郑和下西洋的第四、五、六三次都远行至东非，而其中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督促西洋各国，主要是南洋和非洲继续向明成祖贡献“麒麟”和狮子，凡是不能实现贡献，就由船队在阿拉伯地区购买，充作贡品。有意思的是，虽然长颈鹿和狮子两次是通过“市”即买卖获取的，但在成书于1520年间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等文献中将“贸采之物”的狮子等列入“朝贡之物”的名目。该书有关“阿丹国”写道：“其贸采之物，异者十有二品：一曰猫睛之石，二曰五色亚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支，五曰金珀，六曰蔷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狮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钱豹，十一曰驼鸡，十二曰白鸠。……其状如虎，元质而无纹，巨首而阔唇，其尾黑，长如缨，其吼如雷。百兽见之，伏不敢起者，其名曰狮子。”在“阿丹国”贸采的应该是非洲狮，因为亚洲狮的鬃毛略短，毛色呈黄颜色，尾缨也少有黑色者。

明代沈度作《瑞应麒麟图》，描绘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表进麒麟。

万牲园除了有来自异域的珍禽异兽外，还有常见动物，如狗、马、羊、猴、鸽子、鹰等。明朝宫廷内专门设有管理这些动物的机构，如象房、狮子房、豹房、虎房、羊房、鹰房等，动物房或建于皇城之内，或建于城外，如象房、虎房等。明代宫廷大规模蓄养珍禽异兽，始于迁都北京后，主要蓄养地在西苑及南海子，蓄养数量以万计。这些动物主要供宫廷贵族、士大夫观赏，其中珍奇万牲，往往会集中公开展示，并命大臣作诗赋歌颂，以彰显国威。万牲展览多在永乐、宣德明朝国力鼎盛时期、也是对外交流的频繁之时。

动物的传播既是全球物种的交换，也承载着不同国家间文化的互动。上述域外动物个案讨论展现了大航海时代前知识的流动，以及明代对这些动物知识的接受与改造，探寻这些动物形象和寓意可以见出这些外来动物中国化的过程。明人如何获取这些前所未闻的异域物种的信息，又如何将动物信息转化为知识融入中国传统动物知识的体系之中，很值得深究。长颈鹿、狮子等这些珍稀动物能够漂洋过海来到明朝，与郑和多次下西洋有直接的关系。郑和带着丰厚的礼物及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赢得了亚非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心，诸国纷纷与大明朝建立外交关系，开创了明初所谓“四夷宾服，万国来华”的太平盛世。

“西洋”奇花异树生态的记载以及中外农作物的交换

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都代表永乐大帝拜会当地的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以此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一行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中国特色物产，使团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进行贸易，购回当地的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交换的货物名目繁多，多达11大类191种。郑和船队携去的稻谷、豆类、柑橘、荔枝、龙眼、粟、枣、柿等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韭菜、芹菜、莴苣、芥菜、白菜等种子，便于携带，容易种植；而生姜、大蒜、藠头等可用营养食物；诸种畜禽，有雌有雄，可行有性繁殖。而郑和船队带去优良的中国茶叶种子，途经暹罗时，曾分配给当地农民栽种推广，遂传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郑和船队给爪哇三宝垄百姓带去了红豆（相思豆），之后在当地生长繁殖，受到人民喜爱；给印尼巴厘岛带去了荔枝，该岛遂成为出产荔枝之地。

郑和船队外传的中国农业动植物种类和品种不少，通过人员互访、考察研究，加深了对彼此农业生产情况的认识和了解。每次出航、访问各国，船员们目睹了各国的农业生产状况，在各地补充食物和淡水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农产品。郑和船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都记载有各国的气候、农业生产状况，动植物的种类品种和特色。《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述及东南亚占城国气候常暖、无霜雪、草木长青；人多渔、少耕种，所以稻谷不广，土种米粒细长多红者，大小麦俱无；果有梅、橘、西瓜、甘蔗、芭蕉、椰子、波罗蜜、槟榔；蔬仅有冬瓜、黄瓜、葫芦、芥菜、葱、姜；其余果菜俱无。满剌加国（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气候朝寒暮热，大概沙卤之地，田瘦谷薄。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取鱼，少耕种。果有甘蔗、芭蕉、波罗蜜。蔬有葱、姜、蒜、芥、东瓜、西瓜。”苏门答剌国：“其国四时气候不齐，朝热如夏，暮寒若秋。田土不广，惟种早稻，一年二熟。大小麦俱无，山居人多置园种胡椒。果有芭蕉、甘蔗、莽吉柿、波罗蜜、都尔乌（榴莲）、柑橘、俺拔（芒果）。桃李等果俱无。蔬有葱、蒜、姜、芥、冬瓜、西瓜。有黄牛、黑羊、鸡、鸭。人家亦养蚕缫丝，不能治绵。”述及南亚的溜山国（今马尔代夫）：“人皆以渔为生，多种椰子树。气候常热如夏，土瘦、米少、麦无。蔬菜不广，牛羊鸡皆有，余无所产”。锡兰国（今斯里兰卡）：“出米谷麻豆、无麦。所用酒油饭皆以椰子造。所产果有芭蕉、波罗蜜、槟榔。菜有瓜茄。”古里国：“其山乡人多置园种胡椒，十月椒熟，俱采摘晒干，自有大户收买送官库，官与发卖。……富家多种椰子，或千株或二三百株，以此为产业。……蔬菜有萝卜、姜、芥、葱、蒜、芫荽、葫芦、茄子、菜瓜、东瓜，四时皆有。……芭蕉子、波罗蜜多有卖者……。米有红白二色，麦大小俱无。”述及西亚的“阿丹国”：“米麦谷粟麻豆并蔬菜俱有。果有松子、核桃、花红、石榴、桃仁、把丹（巴旦杏）、干葡萄、万年枣（海枣）。”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其处气候常热如炎夏，并无雨电霜雪。土产米谷少，皆种粟麦及黑黍。有瓜菜，其西瓜甜瓜有以二人舁者。果有葡萄、万年枣、石榴、花红、梨、桃，皆有大种四五斤者。”其他的宝物还有蔷薇露、龙涎香、麒麟、狮子、驼鸡、羚羊，各色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

郑和将中国与亚非诸国这条古老“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区域沟通和货物交换，推上历史的巅峰时刻。明初的海外贸易繁荣兴盛，中国的青花瓷器、丝绸、茶叶、麝香等物，正是通过这一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了国门，走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苦瓜、波罗蜜、胡椒、燕窝、红木等也随之进入了中国。航海活动使一些动植物穿越了巨大的空间。如“都尔乌”（今称榴莲），是热带地区有名的果品，原产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地，《西洋番国志》记苏门答剌国“有一种臭果，番名都尔乌，状如鸡头，长八九寸，皮生尖刺，及熟有瓣裂开，气如臭牛肉。内有肉十四五块，大如栗，其白如酥，甜美可食”。“气如臭牛肉”“内有肉……其白如酥”，是榴莲果肉形象逼真的描述。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花木”称，有一种五谷树“实生五谷，每生一种，则其年此种必大熟，云自海外移至。报恩寺亦有一株”。周晖的《金陵琐事》卷三《五谷树》称：南京皇城报恩寺有五谷树，“不但结子如五谷，亦有似鱼蟹之形者，乃三宝太监取来之物”。《客座赘语》卷一“花木”中还记载南京静海寺的西府海棠，称海棠是“永乐中太监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盛，乃西府海棠耳”；亦记载“牛首山东北有郑太监坟”，“红豆树。牛首山东北有郑太监坟，坟有红豆树一株，干叶俱碧绿，结实如红豆，故以为名”。普德寺中的娑罗树，也是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与静海寺的西府海棠、大报恩寺五谷树、牛首山红豆树齐名。清末南京史学家陈作霖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中描绘明代正统年间重建的六朝古刹普德寺娑罗树的神奇：“普德寺有娑罗树，干直而多叶，叶必七数，一名七叶树，茎青紫而花白，与月中倒影相映，皆云来自海外。”

郑和大交换带来了中外农作物物种、技术的交流，至明代中叶之后，沿着郑和下西洋打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域外的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油料作物花生，经济作物棉花新品种、烟草，蔬菜作物南瓜、胡萝卜、洋葱等陆续传入，相继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栽培植物。特别是玉米、番薯、马铃薯和花生等适应性强、较耐贫瘠，容易种植且高产的农作物，改变了中国种植业的结构，大幅度增加了食物品种的来源，适应了明代人口增长的速度。胡椒、椰子、槟榔、香蕉、交阯蔗、绿葡萄、木棉、榜葛拉吉贝（棉）、杨桃、波罗蜜等，后来也陆续成为我国岭南地区栽培的植物。以郑和航行的亚非区域，开启了全球物种流通的先河，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和大交换的特点

澳大利亚学者杰弗里·C.冈恩在其《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中已经注意到亚洲内部存在海上贸易的网络，从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到郑和下西洋，亚洲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亚洲的航海活动为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关注东亚—东南亚在全球瓷器贸易中的地位，从多方面考察中国瓷器生产、销售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影响是深远的。明初郑和下西洋持续28年，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连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袤区域，带来了相当规模的人员、物质和动植物的交换，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恐怕不在“库克大交换”之下。亚非区域地理复杂，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区域内部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族群关系繁杂，环境和文化巨大的差异和互动，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间接和阶段性的交往和联系。这一以印度洋、阿拉伯海、非洲东海岸及其周边“巨细相间、山坡相望”的地理空间为纽带的区域，因为郑和大交换而导致其间人员、物质、宗教、技术等文化因子，得以频繁流动而建构为一体化的网络。这一以海洋及其周边为纽带的亚非区域史，区别于所谓的国别史，虽然在前近代有着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秩序，但并不存在整体勾连的区域网络，这一区域存在多边的关系史，是因海而动的人员、物质和文化知识流动的历史，而郑和大交换带动了这一区域的整体互动。

航海活动都会有具体追求的目的，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实现了亚非区域文明之间的“郑和大交换”。大交换是指向不同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异域”，既可以是异域的物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也可以是不同的精神元素，包括制度和习俗等，思想观念和宗教文化的交换，如斯里兰卡发现的由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制作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反映了郑和下西洋时期不同语言、思想和宗教的复杂交流。发现“异域”，是探索与理解域外世界的繁复过程，也是探索者认知自我与塑造自我的旅程。郑和下西洋所实现的物资和文化交换，在体量或规模上虽不及“哥伦布大交换”所引发的影响效应，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一大交换的若干特点：

第一，“互动交往”。据《明实录》的记载，永乐时期的22年中约来使318次，洪煕时期的1年中来使约10次，宣德时期的9年中来使约79次，共计有60余国。来访次数频繁，人数甚多。如永乐六年（1408），渤里国王麻那惹加那率150余人来访；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率妻子和陪臣540余人来访，其使团人员总数接近该国人口总数（约为6000人）的1/10。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340余人来访；永乐十九年（1421）西洋古里等16国遣使1200人；永乐二十一年（1423）九月，从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来访的印度洋16个国家使臣多达1200人及其携带贡物至京。各国使者来华，在明朝各地均受到隆重款待。他们在华居留期间，目睹了中国南北繁荣发达的农业景象；品尝了中国丰富的农产及其加工制品；并获得了丰厚的赏赐，有实物，也有钱币，可以任意购买所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从而对中国农业生产情况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第二，“互通有无”。郑和船队带出去的是亚非区域民众所需要的东西，而为国人换来的是朝野所稀缺的物件。同时也给亚非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技术及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瓷器。在交换过程中，“需要”是最重要的，“需要”不是可以是否等价来衡量的。“互通有无”是郑和大交换的本质。宣德年间，古里是印度西海岸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那里出产的豆蔻、肉桂、生姜、姜黄，尤其是胡椒等香料，使其成为东西方商人最愿意光顾的大型香料集散地，即所谓“西洋诸番之会”。海外市场开拓，通过大交换，郑和船队从亚非地区引入了胡椒等香料物品，使胡椒的价格在明初国内市场迅速跌落，但仍比原产地要高出十倍左右。郑和船队输入香料的贸易活动，既为明初政府带来了大量经济收益，也扩大了印度洋地区主要土特产品的区域国际市场，成为后来欧洲人在这一地区进行香料贸易的先驱。郑和船队通过向印度洋地区国家大量输出纺织品、瓷器等产品，推动了此类手工业在明朝内部的发展，如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岭南的制糖业和果品加工业，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商业经济的繁荣。

第三，“互学新技”。这一大规模的区域大交换也体现在技术知识的思想交流方面，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至今仍存有多处三宝井，相传皆为郑和所掘；苏门答腊岛旱情严重，三宝井井水还被运往苏门答腊岛救济灾民。郑和到马六甲，见当地人居海上，架木为屋，他教他们迁居陆上、学习耕种、掘土打井，以备日用，帮助马六甲居民解决了饮、食、住三大问题。他还教暹罗农人把稻草烧成灰作肥料，教爪哇人用牛耕地、种稻谷；将耕种农具送给占城百姓，传授耕种、引水灌溉等方法，以及稻秧分植，水稻一年三熟的技术。郑和一行还把中国渔民使用的渔网和捕鱼技术，传授给印度半岛的渔民。郑和船队也为国人带回了海外农业生产的一些有益经验。如《西洋番国志》“古里国”条称：“富家多种椰子，或千株或二三百株，以此为产业。云椰有十用：‘嫩者有浆可饮，又可酿酒，老者肉可打油，或做糖与饭，其外皮穰可打索造舡，壳可为碗为酒钟，又可烧灰厢金银细巧生活，树可架屋，叶可盖屋。”“满剌加国”条述及：“山野有树名沙孤，乡人取其皮捣浸沉滤成粉丸绿豆大，晒干名沙孤米，卖与人做饭。”沙孤，中文名“西谷椰子”，其加工制品为西米。“苏门答剌国”条记：“山居人多置园种胡椒。此椒蔓生，花黄白，结子成穗，嫩青老红。候半老时采择晒干卖之。凡椒粒虚大者此处椒也。每官秤一百斤卖金钱八个，直银一两。”“锡兰国”条述及：“其国海中有雪白浮沙一所，出螺蚌，产珠，日照之光彩横发。王因别为珠池，每三年或二年取沙上螺蚌入珠池养之，令人看守淘珠纳官。”这一大交换对于区域内外民众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所改善。

第四，“互鉴增知”。亚非地区许多珍稀动植物以及关于其形态、生态、地理分布等知识，通过大交换实现了知识的递增，《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书的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形象记录了西洋许多奇珍异产的详状，为人们展示了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精彩画面，在宋元时代的域外认识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如《岛夷志略》载，“【口南】【口巫】哩”，“地当【口南】【口巫】人哩洋之要冲，大波如山，动荡日月，望洋之际，疑若无地”。没有具体的位置，《瀛涯胜览》称其位置在“自苏门答剌往正西，好风三昼夜可到”。《西洋朝贡典录》称“其国在苏门西六百里”。《岛夷志略》称“下里”，即古里“地产胡椒，冠于各番”。《瀛涯胜览》进一步提供了实地考察的认识：“土无他产，只出胡椒，人多置园圃，种椒为业。”龙涎屿海面上的抹香鲸所产龙涎香，《岛夷志略》“龙涎屿”称：龙涎香须“合诸香，则味尤清远”，《星槎胜览》所记龙涎香，须“焚之，其发清香可爱”，《瀛涯胜览》还提到了天方（麦加）的清真寺装修使用龙涎香的情况：“其堂以五色石垒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沉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墙壁之土用珍贵的蔷薇露、龙涎香和泥土混合涂抹，使整个清真寺香气四溢。这些随行人员的实地观察，较之《岛夷志略》的记述更为详细和准确。马欢《瀛涯胜览》有时用“俺八儿”一词，说天方“土产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等；谈到“祖法尔国 （Zufar 或Dhfar，即现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佐法尔）”时，记其：“以小土炉烧沈、檀、俺八儿等香，立于炉上，熏其衣体，才往礼拜寺。”所谓“俺八儿”，就是“anbar”的音译，即龙涎香。祖法尔在阿拉伯半岛滨海处，因而比较容易获取龙涎香。可见郑和下西洋推进了对异域知识认识的进步。

第五，“互联沟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散布着众多的岛国，阻山越海，海洋与大陆空间隔离，地区分散不连接，地理空间的阻隔，导致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难以在经济上、政治上形成有效的联结，这是造成亚非诸国的交流不充分和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郑和下西洋与亚非诸国开展区域贸易，按“厚往薄来”原则，赐予丰厚物品。使节—商人另行采购中国物品，装船回国出售，获取巨额利润。由此促成了亚非诸国乐于加入明朝海外“朝贡贸易”的体系。“郑和大交换”中物质交换的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和以物换银，郑和船队充当了区域贸易重要的中介者，郑和船队除了把中国的各种商品货物带到东南洋和印度外，也分䑸到非洲，虽然仅仅二三艘船舰，却将从东南亚和印度换易的商品带到东非换易当地的土产，其主要经济活动是丁香贸易，甚至一度还垄断了当地的市场。亚非区域航海活动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品最后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进而对不同地区的生产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商品的跨区域远距离流动，其中有直接贸易，也有间接的商品流通。早在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已经存在着活跃的商品跨区域流动。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较少受到亚欧大陆政局变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出亚非区域贸易繁荣的局面。在亚非区域贸易的促进下，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来自东非的珍禽异兽，来自东南亚的香料、珊瑚，以及来自印度等地香料，都成为亚非区域之内，以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换物。追踪一件郑和下西洋时代青花瓷在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的旅行史，可以窥见“郑和大交换”的一段跨区域的特殊旅程。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永乐年间官窑出品的青花执壶，它由珠山皇家御窑厂生产，郑和下西洋时期，被明朝宫廷作为外交礼物交换并流传到中东，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该青花瓷又被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带到法国。这件执壶的流传可以见证明代辉煌的区域航海，也是日后中国陶瓷风行欧洲的先声。正是通过郑和大交换这一中介，以物品交换、经济交往为纽带，将分散于海洋世界中的亚非诸国，甚至跨区域国家互相联结，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区域内部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郑和下西洋虽然终止，但中国人下南洋、移民东南亚各地的脚步并未停止，且频次和规模愈来愈大，他们活跃在太平洋、印度洋，开展国际贸易。

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地区物资交流和文化互动。其间不仅载有大量外销的陶瓷、丝棉麻织品，以及中国的农产品和加工制品，如茶叶、白糖、米谷、豆类等，到达满剌加、占城、忽鲁谟斯、古里等海外贸易的重要地点。各国进贡或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方物中，不仅有骆驼、马匹、孔雀、火鸡、鹦鹉等珍禽异兽，也有胡椒、黄熟香、安息香、奇南香、檀香、肉豆蔻等奇花异木，以及宝石、珍珠锡、西洋铁、铁枪等珍奇宝物。郑和船队携带的物品，其中最突出的是与亚非各国进行交换的陶瓷、丝绸等物品。郑和大交换不仅指诸蕃所贡各类的奇珍异兽，也有大量购买自各国的农作物土特产，装载回国。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记海外物产品名的数量可谓繁多，据苏继庼的统计有350余种，而《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书对西洋各国物产的记录，可补《岛夷志略》者多达100余种。其中珠宝类的如青米蓝石、昔剌泥、金刚钻、玛瑙、黑珀等，林木类的如白檀香、花梨木、观音竹等，果蔬类的如沙弧米、万年枣、芦荟、胡荽、胡萝卜等，水产类的如马鲛鱼、鼍龙（湾鳄）、神珠等，禽兽类的如狮子、神鹿（马来貘）、番鸡、火鸡、珍珠鸡、狮子猫、飞虎（鼯猴）、白鹦鹉（风头鹦鹉）等，不胜枚举。

结语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明永乐大帝承继了秦汉陆海文明一体的中华大国王朝体系，也把经略海洋作为国策，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下西洋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将东亚、南洋到东南亚、南亚各个分离的地区连成了一片，为之后欧洲探险家的东方之行打开了广阔的海域，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联成整体的速度，为15世纪末至18世纪数以千计的西人东来做了交通上的准备。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海外世界的新知识，也为明清中国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奠定了基础，为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作了交通、技术和知识上的准备。

如果说哥伦布远航开启了全球文明的大交换，那么，空间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东非红海的郑和下西洋，是开拓了亚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大交换。郑和远航除了有“宣扬国威”、开拓“朝贡贸易”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即通过贸采琛异，互通有无。方豪将《明会典》《明史》记载的郑和下西洋时期各国贡物与《瀛涯胜览》所载各种贸易物品分类统计如下：五金类17种、香类29种、珍宝类23种、动物类21种、布类51种、用品类8种（金属品不在内）、药品类22种（香类不在内）、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番盐、糖霜、胡椒）、木料类3种。他认为其中布料最多，药品和香料合计相当于布料，都是属于日用必需品，动物类中如犀牛角、羚羊角，亦可入药，可见郑和是非常注意民生之所需。而官方的主要输出品为青花瓷器、麝香、烧珠、青瓷盘碗、樟脑、橘、雨伞、湖丝等；私运出去的货物有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等。可见郑和大交换的大多数并非与国计民生无关的珍奇异物，即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异物品，虽然主要用于皇亲国戚的享用观赏，但沿途运送贡物以及在宫廷出现，还是会让百姓大开眼界，民众的知识范围多少因之有所拓展。商品的区域流动对域内域外民众的生产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它增强和提升了区域之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质生活的相互依存，甚至极大冲击着原有的经济体系。在深刻塑造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郑和大交换不仅促使了区域内外的商品流动，还让明人在获取商品的便捷度，以及丰富程度上都空前提高。中国传统消费观念是提倡节俭，认为过度消费代表了浪费与物欲，而明朝中叶鼓励个人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消费主义兴起，奢侈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不能说与郑和大交换全无关联。

中华文明善于吸收异域文明，也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最早与外部交流主要通过陆路，唐朝有海上遣唐使，宋朝又开辟了对日航线和高丽航线，但海上交流毕竟有限。我们关注的人员、物品、物种、技术和宗教的大交换，转折点是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标志着全球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前奏。自张骞出使西域（前139）至哥伦布远航美洲（1492）的1600多年间，我们称之为前大航海时代。1492年之后，物种的交换迎来了大爆炸时期，世界各地的政客、商人、园艺家、探险者、医生、植物学家等等在世界各地寻找着玉米、番茄、土豆、番薯、辣椒、木薯、花生等植物，开始了所谓“哥伦布大交换”。“郑和大交换”体现了大航海时代前区域交换的若干特征，也体现了亚非区域作为全球文明交互之区域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全球史发展过程中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奏，将历史上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和当今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连接起来，能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历史教学编辑部”，原文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