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克谈《大转型》与波兰尼：全球化争论与市场自由主义的缺陷

摘要： ...

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多年来《大转型》的接受和影响史时感叹道：“有些书是拒绝退场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判断。尽管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卡尔·波兰尼的作品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尽管如今的书很少有超出几个月或几年的参考价值，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大转型》仍旧在许多方面保有新鲜价值。确实，对于理解21世纪肇始时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而言，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持久性价值。《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不管是民族国家社会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市场自由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下——已经开始支配全球政治。但在这本书1944年首版后不久，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就加剧了，这种紧张模糊了波兰尼贡献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捍卫者与苏式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的高度极端化的辩论中，波兰尼那复杂的、辨析入微的立场毫无用武之地。然而，具有某种公平意味的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波兰尼的著作开始得到它本该拥有的显著地位。

这个后冷战时代的核心争论在于对全球化的态度。新自由主义坚持，通信和交通的新技术使得一种趋势既不可避免，也值得追求。这一趋势就是通过不断扩张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以及对盎格鲁–美利坚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接受，使世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运动和理论家从不同的政治视角抨击了这种全球化的理念——有的从种族、宗教、民族和地区的认同角度出发拒绝它，另外一些持有不同的全球协作与合作的理念。这场争论中所有阵营的人都能从阅读《大转型》中获得教益，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能获得对市场自由主义历史的更深刻把握，以及对早期经济全球化努力的悲剧性后果的深入了解。

波兰尼的生平与著作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布达佩斯长大，成长在一个社会承担和智识成就都非常突出的家庭环境中。他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成为一个著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重要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本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在匈牙利学生和知识分子圈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波兰尼作为资深编辑为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周刊《奥地利经济学家》（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工作。在这期间，他首次接触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他那著名的学生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米塞斯和哈耶克当时正在试图挽回市场自由主义在智识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当时已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魅力严重动摇了。就短期而言，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直到60年代，能够给政府积极管理经济的活动以合法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念支配着西方的国民政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塞斯和哈耶克在美国和英国不知疲倦地鼓吹市场自由主义，并且直接启发了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哈耶克一直活到1992年，这么长的寿命足以使他由苏联的解体而感到自己得到了平反。在去世之前的那些岁月里，他被广泛地尊为“新自由主义之父”——启示了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里根（Ronald Reagan）去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但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波兰尼就已经直接挑战了米塞斯的论点，此后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理论关注的重心。

在他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周刊工作期间，波兰尼见证了预示后来大萧条的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1931年奥地利信贷银行的破产，以及法西斯的兴起。但随着希特勒1933年攫取了政权，波兰尼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变得在政治上可疑了，他被要求从周刊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他流亡去了英国，在那里作为工人教育协会——这是牛津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部——的一个讲师。对课程的准备引导波兰尼将自己沉浸在英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材料中。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这些历史材料与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那些在今天看来极有影响的观点的批判熔为一炉。

这本书的实际写作是在波兰尼20世纪40年代作为访问学者逗留于福蒙特州的伯灵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期间完成的。在一项研究资金的支持下，他可以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环境的改变也有助于波兰尼综合他思想中的各种脉络。实际上，这本书的持久贡献之一——它对规制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的关注——是与他的多国流亡经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到英国以及美国的经历，与一种深沉的道德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使波兰尼成为某种世界公民。在生命垂暮之时，他向一个老朋友写道：“我的一生是个‘世界性的’一生——我经历了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亚洲、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尽管他一直保留着对祖国匈牙利的深沉感情，但波兰尼已经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并且认识到，各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如何被某种全球经济安排所推动和支持的。

在“二战”之后的岁月里，波兰尼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和他的学生展开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贸易和市场的人类学研究。他与C. 阿伦斯伯格（Conrad M. Arensberg）和H. 皮尔逊（Harry W. Pearson）一道出版了《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后来，他的学生们准备以波兰尼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基础为他出版身后著作。A. 罗特斯泰因（Abraham Rotstein）帮助出版了《达荷美与奴隶贸易》；G.达尔顿（George Dalton）编辑了一个由从前出版过的文章——包括《大转型》的节选——组成的文集《原始的、古式的和现代的经济：卡尔·波兰尼文选》；皮尔逊也根据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笔记编辑出版了《人类的生计》。

波兰尼的论点：结构与理论

《大转型》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聚焦于产生“一战”、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兴起、美国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事件的直接环境。在这些导论性和结论性的章节中，波兰尼构建起一个谜，为什么在欧洲，一个延长了的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从1815年持续到1914年——突然让位于一场尾随着经济崩溃的世界大战？作为全书核心的第二部分给出了波兰尼对这个谜的解释。通过回溯19世纪最初岁月中的英国工业革命，波兰尼阐明了当时的英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发展出市场自由主义理论来对早期的工业化困扰做出反应的，该理论的核心信念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他解释道：作为英国“世界工厂”式领导地位的一个后果，这些信念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在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即第十一章到第十八章，波兰尼论证说，市场自由主义催生出一种必然的反应——旨在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不约而同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存在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无法像想象中那样运转，意味着统治着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制造着不断加剧的张力。波兰尼追溯了和平崩溃的根源，并且表明，导致了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乃是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组织全球经济这种企图的直接后果。第二次“大转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第一次大转型（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个后果。

在展开论证的时候，波兰尼依托于他对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广泛阅读。关于从15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事件，《大转型》贡献了重要的看法，也对广泛多样的议题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诸如互惠和再分配在前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古典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将自然商品化所带来的风险；等等。许多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从波兰尼的论述中得到了理论启发。今天越来越多的著作和论文通过对《大转型》核心的征引而得以成形。

由于该书异常的丰富性，试图概括它的努力是徒劳的。这里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详细阐述波兰尼论证中的某些主要线索。但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重新认识他理论立场的独创性。波兰尼并不适合于标准政治版图的划分，尽管他同意凯恩斯对市场自由主义的许多批判，但他很难被看作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其理论与包括主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都有深刻的区别。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本身就与对这些概念的惯常理解大相径庭。

波兰尼的嵌入概念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概念。这既是他对社会思想做的可能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同时也成了无数混乱的根源。波兰尼的论证起始于对下面这一点的强调，即直到当下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都奠基于这样一种概念——经济是一个由相互锁连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是在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需要政府来克服市场失败时，他们还是依赖于将市场看作由有机整合的市场组成的均衡体系的观念。波兰尼的意图在于表明，这个概念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有天壤之别。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

“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在经济理论中那样是自主（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波兰尼赋予这个术语的内涵超出了那种人们现在已熟知的理解，即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与从前的思想家之间的根本决裂。与历史上将经济附属于社会的常规模式相反，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他在第一部分中写道：“从根本上讲，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能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不过，这个段落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本身导致了对波兰尼观点的一种误读。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波兰尼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经济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

这种误读模糊了波兰尼论点的独创性和理论的丰富性。波兰尼确实说过古典经济学家们想要创造出一个经济已经有效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个目标。可是他同样坚持认为他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波兰尼反复强调，一个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开篇，他就写道：“我们的主题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的和自然的实存，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将无法长期存续。它会从肉体上摧毁人类，并将周遭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为什么脱嵌不可能成功

波兰尼认为要想创造出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坏。在他眼中，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就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上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和自然环境免于灭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市场脱嵌就好比去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的努力同时也增大了张力的水平。再进一步拉伸，要么皮筋绷断——代表社会解体，要么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的状态。

这项论证的基础逻辑在于波兰尼在真实和虚拟的商品之间所做的区分。对波兰尼而言，商品就是那些生产出来要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和货币是被虚拟为商品的，因为它们最初并不是为在市场上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不过是人类的活动，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所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装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坚持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让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想法违反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因为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个神圣的面向与将劳动力和自然附属于市场的做法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拒绝将自然当作商品来对待，这预示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许多主张。

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胀和通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地，国家还要通过在失业期提供救济，通过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人，通过试图影响人口流动等措施来管理对雇员不断变换的需求。在土地方面，政府已经通过使农民隔离于波动不定的收成和价格的压力，而努力保证粮食生产的连续性。在城市地区，政府通过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来管理现有土地的使用。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最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

虚拟商品解释了脱嵌经济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为了保证这些群体在承担这些代价的同时又不被参与破坏性的政治行动，国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这就是波兰尼宣称“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时的部分意涵所在：它要求用治国术和压制来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

追求不可能性的后果

自由市场理论家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缘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总是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志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最近的事例中：通过“休克疗法”将市场资本主义施加于原苏联国家。尽管此一努力的失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休克疗法”的辩护者继续将失败归咎于政客们太软弱，很快就在政治压力面前缴械投降，认为只要他们顶住了压力，允诺中的迅速转型入市场会带来的好处就会实现。

波兰尼对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的极端怀疑，也成为他关于“双重运动”的强有力论证的一个来源。因为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尽管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波兰尼明确指出，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例如，当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破坏了银行体系的时候，商业群体就会主张加强中央银行，以使国内的信用供给能够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一句话，即使是资本家，也会周期性地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会努力参与旨在增加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各种保护性运动。

“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这一点，是波兰尼一贯坚持的论点。他明确地抨击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指责，这种指责认为，妨碍全球市场运转的保护主义壁垒的树立是一种“集体主义阴谋”的产物。与此相反，他论证道，这些壁垒是自发和无计划反应的产物，是社会上所有群体对难以忍受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压力的反弹。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波兰尼暗示，指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需要这种反向运动来平衡。例如，当指向自由放任的运动过于强大时——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或者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过分投机和不断增大的不平等就会破坏持续繁荣的基础。而且，尽管波兰尼的同情一般是放在保护性反向运动一方，他同样也认识到它有时会造成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他对法西斯在欧洲的兴起的分析中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不断增加，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力量，并与自由放任和民主同时决裂。

在对任何时刻下历史可能性范围的想象上，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主题无论与市场自由主义还是教条马克思主义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市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有两种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尽管它们的偏好相反，可这两种立场在排斥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与之相反，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选项，而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视野。更进一步，在第十九章，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个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色。波兰尼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存在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因为市场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嵌入。确实，这些方式中的某一些会相对易于做到扩大产出和鼓励创新，而另一些则在将市场从属于民主指导方面更“社会主义”一些。但波兰尼暗示，既有效又民主的那些选择，不管是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都是可能的。

全球政体的中心地位

不过，作为一个老练的思想家，波兰尼当然不会去设想，单个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调和双向运动两方的方式。相反，波兰尼的论点之所以与当前的全球局势相关，恰恰是因为他将统治着世界经济的那些规则置于他框架的中心。他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论述，集中于国际金本位制与各国内部行动者能够采取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冲突。理解波兰尼这方面的论证，需简要涉及金本位制的逻辑，但这种旁涉并不离题，因为金本位制的潜在目标仍旧对当代市场自由主义者拥有强大影响力。波兰尼将金本位制视作一项非同寻常的智识成就，它是一种使自发调节的市场理论得以付诸实施的制度创新，并且，一旦被应用，它就有力量让自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像是出于自然。

市场自由主义者希望创造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扩展市场范围的世界，但他们必须寻找出能让不同国家、拥有不同通货的人民得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他们推论说，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三个简单的原则，那么全球经济就拥有了完美的全球自发调节机制。首先，每个国家将自己通货的价值与固定数量的黄金联系起来，并保证以这个价格购入和卖出。其次，每个国家都将以其黄金储备的数量作为自己的国内货币供给基础，这样它的流通货币就会由黄金来支撑。最后，每个国家都尽力给自己的居民以最大的自由去从事国际经济交易。

金本位制为全球自发调节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器。英国的企业能够向全世界各个地方出口货物和进行投资，充满信心地认为它们所挣的通货将会“像黄金一样好”（good as gold）。在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年份中由于它的公民在海外所花多于所挣，而处于赤字地位的话，黄金就会从该国的储备中流出，来清偿外国人该得的支付。国内货币和信用的供给就会自动缩减，利率上升，价格与工资下跌，对进口的需求下降，而出口变得更有竞争力。由此，这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得以自我消解。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国际账户都能达到平衡。在不需要某种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将被统一为一个单一市场，而主权仍旧独立存在于许多民族国家之中，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将会引导它们自愿采用金本位规则。

金本位制的后果

金本位制的意图在于创造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而这种市场将减少民族单元和民族政府的作用。但实行它的真正后果恰恰与之相反。波兰尼表明，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广泛采用时，它产生了加剧国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重要性的讽刺性后果。尽管市场自由主义者梦想一个太平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唯一争斗仅仅在于个人和企业努力做得比对手好的那种竞争，他们通过金本位制实现这些梦想的努力却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

现实情况是，金本位制的简单规则将令人无法忍受的经济代价加诸人们身上。当一个国家的国内价格结构与国际价格水平不符时，这个国家应对黄金储备枯竭的唯一合法调节手段就是货币贬值。这意味着允许其经济不断收缩，直到下降的工资把消费削减到重获外贸平衡的水平。这进一步意味着工资和农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失业的增加、企业和银行的大量破产。

发现这种调整代价过高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工商界自己也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几乎就在金本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整个社会就联合起来努力消解它造成的冲击。各国首先采用的办法就是增加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 。通过降低贸易流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各国在其国际贸易中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可预见性，并使自己在面临突然的和意外的黄金外流时不那么脆弱。

进一步的权宜之计在于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期中争相建立正式殖民地的竞赛。自由贸易的逻辑曾经是反殖民主义的，因为宗主国在殖民地市场开发后得到的利益无法补偿自己的殖民成本，如果开发出来的市场和投资机会被所有贸易者共享的话。但随着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中的兴起，殖民开发的得失计算就反过来了。新获得的殖民地将得到帝国主义关税壁垒的保护，而且宗主国的贸易者将拥有获得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的特权。这一阶段竞相建立殖民帝国加剧了英国和德国之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敌对，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波兰尼而言，帝国主义冲动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基因密码中找到的，相反，当各个国家面临金本位制无时不在的压力而努力寻找保护自己的途径时，帝国主义就出现了。从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流入的资源可能会把一个国家从突然的黄金外流所造成的绞痛中拯救出来，而对海外人口的剥削则可能会避免国内阶级关系的继续恶化。

波兰尼认为，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倾向使他们发明出金本位制度，希望由此制度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不断增长和繁荣的世界。事与愿违，金本位制度无止境的冲击却迫使国家通过不断加固的国家和帝国边界来巩固自己。金本位制继续对各国施加规训压力，但它的作用却被从关税壁垒到帝国主义等种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严重削弱了。然而，甚至在这个完全悖谬的体系随着“一战”的到来而崩溃时，它还是被视作当然，以至于政治家们行动起来，致力于恢复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出戏又再次悲剧性地上演了，各国被迫在保护汇率和保护自己的公民之间做出抉择。正是在这个僵局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在波兰尼眼中，法西斯主义冲动——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的侵害——是普遍的，但地方偶然性决定了法西斯主义政体能不能夺取权力。

本书的当下意义

对当下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波兰尼的论点是重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乌托邦视野与激发了金本位制的信念如出一辙。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全球经济的整合在于摒弃国家边界，这种整合能够为一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打下基础。一旦各国认可了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将其经济向自由流动的商品和资本开放，国际冲突就会被温和的竞争所取代，这种竞争不过是攀比谁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如同他们先辈所做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国家必须做的，不过是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

确实，当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不同。汇率和各国通货不再与黄金挂钩，绝大多数通货的价值被允许在外汇市场上波动。同时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管理着全球金融体系。但在这些重要的区别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一种认为只要个人和企业有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自由，全球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处的信念。

这种基本信念是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拆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消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组织的“干预”的这些系统努力的基础。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全球化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辩护者写道：“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俄国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弗里德曼继续说，“金色紧身衣”要求缩减政府、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并减少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更进一步，他还愉快地描述了在外汇和金融市场上，国际贸易参与者的“电子牧羊人”是如何实施这件紧身衣中蕴含的限制的。

波兰尼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这种全球水平的自发市场调节的图景乃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正如国民经济有赖于一个活跃的政府角色一样，全球经济也需要强有力的规制机构，包括一个最终借款人。在缺乏这样一些机构的情况下，特定的经济——尤其可能是全球规模的经济——将会遭遇致命的经济危机。

但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学来的更为基本的一点还在于，市场自由主义对普通大众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工人、农民和小生意人将无法片刻忍受这种让他们日常经济环境处在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中的经济组织模式。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那无国界、平安祥和的乌托邦要求全世界千百万普通人拥有一种韧性，以便忍受——也许每隔五年或十年——一个相当长期的萧条，在这期间，他们必须仅靠从前收入的一半或更少来生活。波兰尼相信，期望这样一种韧性，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也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动员起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经济震荡之苦。

实际上，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已经遭遇到遍及全世界的抗议，在这些抗议中，人们试图抵制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破坏。随着这些不满的加剧，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且政治领袖通过将国内或者国际敌人作为替罪羊而转移不满的危险与日俱增。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和平乌托邦导致冲突的逻辑。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结构调整政策的灾难性效应已经使社会解体，并制造了饥荒和内战。在别的地方，后冷战时代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权，它们对邻国和自己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充满了攻击性意向。而且，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武装冲突——通常都与宗教激进主义相互纠缠——总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来遂行其事。如果波兰尼是正确的，这些失序的信号就是将来更危险情势的预兆。

作为替代选择的民主

尽管波兰尼是在“二战”期间写作《大转型》的，但他对未来还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国际冲突的怪圈能够打破。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信念。一旦从这种“陈腐的市场观念”中解放出来，让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都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道路就敞开了。波兰尼把罗斯福新政作为这些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模型。罗斯福的改革意味着美国经济继续通过市场和市场活动组织起来，但一系列新的规制机制使得人类与自然都摆脱市场力量造成的压力成为可能。通过民主政治，人民决定，应该通过社会保险对年老者提供保障，使他们不必费力挣取收入。同样地，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民主政治扩展了工人们形成有效结社的权利。波兰尼把这些创新视作一种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的目标就是社会通过民主手段来保护个人和自然免于某些经济性的威胁。

在全球水平上，波兰尼预见的是一种拥有高水平国际贸易与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他并没有给出一系列蓝图，但他明确了有关原则：

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都会发现它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人们也有可能愿意容忍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构造本国的制度了，这样就超越了19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必须整齐划一。

换言之，政府间的协作将会产生一系列促进高水平国际贸易的协议，但各个不同社会将拥有保护自己免受全球经济压力之害的多种方式。而且，由于把自己独特的经济模式作为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就会在提高自己人民的福利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这种愿景也假定了一系列全球规制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将对市场力量的肆意发挥施加限制。

波兰尼的愿景有赖于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增加政府的角色。他挑战了当前新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更大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好的经济后果，同时造成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控制。对他而言，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角色对掌控各种虚拟商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理由把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从本质上就是无效率的这条公理当真。他也明确拒斥那种认为政府扩张必然会产生压制性的论断。相反，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法律的和实际的自由能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不过，他所勾勒出的自由概念超越了消除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意涵，他同样呼吁民权自由（civil liberties）的扩张，强调：“在一个巩固了的社会里，不服从（nonconformity）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那些受行政委托的权力。”

波兰尼以这样几句雄辩的句子结束了这部著作：“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掉他以权力和计划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予了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当然，波兰尼对接下来的战后世界的乐观并没有被事件的实际进程所证实。冷战的来临意味着新经济政策成为美国改革的结束，而不是开始。有计划的全球经济合作相对迅速地让位于扩张市场的全球角色的新动力。诚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可观成就——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自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用具体现实证明，波兰尼的愿景不仅在理论上是强有力的，在现实中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在那些更大的国家，波兰尼的愿景则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而像哈耶克这样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的相反观点之影响却与日俱增，最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获全胜。

不过，既然今天冷战已成历史，波兰尼最初的乐观有可能会最终得到确证。对于不可持续的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威权主义、攻击性政权的重现，可能还有别样的方案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选择在于，全世界各国的普通大众都加入将经济从属于民主政治、以国际合作为基础重塑全球经济的共同努力中去。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旨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活动分子，都已经组织起了反对那些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富于战斗性的抗议。世界各地的小组已经在重构世界金融秩序的问题上展开频繁的对话。

这个新生的运动面临许多障碍。建立这样一个持久联盟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调和南北两个半球人民之间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更经常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样一个运动越成功，它要面临的战略挑战就越可怕。目前还非常不确定的是，能不能对全球秩序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而同时不致使世界经济因投资者的恐慌而陷入危机。

这种跨国运动是波兰尼视野重要性和可行性的一种标记。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与之相反，他认为人类应该使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的个体和集体需求。波兰尼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未能成功应对此一挑战，人类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他对新世纪的预言是再清楚不过了。

【本文为弗雷德·布洛克为《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所作导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