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胡春春近期访问德国后所写的另一篇“田野调查”报告。他在德国参加了一场演讲，也做了一场演讲。前者是他观察当前德国社会政治话语和情绪的一个窗口；后者是他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切入，与德国同行就当前中德、中欧关系面临的困境如何破局所做的学术交流。
6月30日傍晚，我在柏林见到师母法伯博士（Ulrike Faber）——我的博士导师舒特教授（Jürgen Schutte）已经于前几年辞世——她突然有个提议：我们吃饭之前，要不要一起去听个演讲会？是纪念《联合国宪章》80周年的活动，有好几位我很欣赏的公众人物出来演讲和讨论，你感兴趣吗？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师母家位于西柏林的中间地带偏南，我们步行前往活动举办地——市中心舍讷贝格区（德语Schöneberg，意为“美丽的山”）的市政厅。舍讷贝格区2001年与相邻的滕珀尔霍夫区（德文Tempelhof，意为“圣殿庄”）合并，但是这里仍旧是新的区政府所在地。
柏林舍讷贝格市政厅
历史触手可及：从肯尼迪到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这个地址让我有些惊喜，因为我在柏林念书的时候，也没怎么来过这座到处都写满历史故事，尤其是冷战历史故事的建筑。冷战时期，或者说柏林处于二战的战胜国占领时期，或者说两德对峙时期，舍讷贝格区的市政厅是西柏林市政府和市长办公的地方，也是西柏林议会所在地。西柏林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集会，多在舍讷贝格区市政厅内外举行。
当然，最为著名的政治事件，也是理解德国和美国战后关系的关键，即是1963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因为柏林墙的修建而致信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近两年后，[i] 来到了西柏林。他在舍讷贝格市政厅二楼的阳台上，发表了著名的“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演说，表达了对盟友和西柏林人的支持。半年后，肯尼迪遇刺。1964年，西柏林人在肯尼迪柏林演说一周年的日子，为他在市政厅外墙上立起了一面纪念牌。
柏林舍讷贝格市政厅外墙上肯尼迪纪念牌
市政厅内，有德语、英语等语种的展板介绍肯尼迪的柏林演说。
市政厅内肯尼迪柏林演说展板
6月30日这晚的活动当然与肯尼迪无关，但是纪念《联合国宪章》的签订（1945年6月26日），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后，依旧与美国、德国、欧洲、俄罗斯（苏联）、战争、和平等关键词密切联系在一起。不知道这种联系究竟说明了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对于现当代历史异常重要，还是说明了它们应该为现当代历史一再重复的危机和灾难负责？
当晚的活动，无疑是“借古喻今”，从在二战废墟中诞生的《联合国宪章》，来看如何结束欧洲目前陷入的两场战争——乌克兰与加沙，进而缔结和平。活动海报的设计传达了不安的感觉，“风暴即将来临：欧洲，德国联邦政府，以及战争”（Alle Zeichen stehen auf Sturm: Europa. Die Bundesregierung. Und der Krieg.）。
“风暴即将来临”演讲和讨论活动海报
活动主要的演讲和讨论嘉宾有三人，分别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助理、现欧洲议会议员舒伦堡（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现莎拉•瓦根克奈希特联盟党（以下简称“瓦盟”）外交事务专家赛雯•达黛伦（Sevim Dağdelen），以及和平主义活动家莱纳•布劳恩（Reiner Braun）。由于舒伦堡也是以瓦盟党员的身份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加上达黛伦的瓦盟背景，以及活动报名是通过瓦盟一个区党部办公室的邮箱进行，所以这场活动无疑带有强烈的瓦盟色彩（参见：西索欧洲评论｜把脉上半年德国①：各党沉浮，有人欢喜有人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35760）。该党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明显不同于德国的联盟党、社民党、绿党等主流政党，呼吁停战、和谈，认为北约东扩是引发战争的根本原因。这场在历史场合举办的公开演讲和讨论活动——窗外就是当年肯尼迪发表柏林演说的阳台——于是成为我观察当前德国社会政治话语和情绪的绝佳案例。
“风暴即将来临”：和平主义者的泡泡
由于活动在一个天气更适宜坐在室外啤酒园或者葡萄酒庄小酌的日子举办，所以我很吃惊大厅内几乎坐满了人，目测至少200余人。
“风暴即将来临”活动开场
和大多数德国的公开活动相似，参加者以老年人居多，这一方面是因为退休人士可能有更多空余时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国不同年龄段民众对于社会参与的不同理解，当然这也受到客观条件如经验和经济基础的制约。
活动的形式轻松而具有典型的左翼文化色彩，以具有政治内容的民谣风格歌曲演唱开场。首先发言的是拥有30多年联合国工作经验的舒伦堡。
舒伦堡演讲
在当晚的三位演讲者中，我从他的发言中收获的观点最多，因而我着重介绍他所理解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以及这种秩序观对于俄乌冲突，乃至中国的国际角色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舒伦堡对如何重振联合国、乌克兰的和平等多有论述，著有《和平建设论：拯救民族国家，挽救联合国》（On Building Peace: Rescuing the Nation-state and Saving the United Nations, 2017），以及多篇文章，不断接受德国和国际媒体的采访，也曾经以联合国官员的身份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演讲。[ii]
他在当晚的演讲以及与听众的对话所传达的观点，可以集中在两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采访中找到：《联合国宪章在和平架构中的作用：为持久的世界和平铺平道路》[iii]（2023）和《解读乌克兰冲突：舒伦堡的见解》[iv]（2024）。
我对他的观点印象最深有三。
其一，不能片面地把遵守《联合国宪章》仅仅理解为“所有国家都承诺不使用军事力量来追求政治目标”，还要看到，“在宪章中，所有国家都承诺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以防止战争。”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爆发战争，《联合国宪章》要求所有成员国尽一切努力，通过谈判、调解等方式寻求和平解决”。[v]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联合国宪章》，不能只强调国家不得使用武力，还要强调国家有责任在战争爆发后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实现和平才是最高目的。
其二，《联合国宪章》是目前国际秩序的最大公约数。国际社会也许不用企图以更宏伟、更具有远见的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社会的争端，只需要遵守自己当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就有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和平方案。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除中国外，所有主要大国实际上都不再承认《联合国宪章》，因此不再有任何有效的国际法。”[vi]
“问题不在于《联合国宪章》，而在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中的四个国家，即《联合国宪章》的实际保证国——美国、英国、法国，现在还有俄罗斯，却屡次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非法战争。这四个国家都是‘北方的白人’国家，其中三个甚至是北约主要国家。”[vii]
我在活动结束后和舒伦堡进行了交谈，他向我再次强调：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唯一仍旧承认《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因此他对于中国出面维护联合国秩序抱有希望。
其三，联合国秩序是唯一合法的国际秩序，国际法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没有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后者的源头或核心是所谓的“沃尔福威茨主义”（Wolfowitz Doctrine），[viii] 也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结束后为了维持美国的单一霸权地位制造的替代性话语，
第二位演讲人达黛伦是目前德国政坛代表左翼和平力量的主要人物之一。由于我曾经和她有过接触，所以基本了解她的政治立场，对北约的严厉批评和否定态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北约应为俄乌爆发冲突负主要责任，“我们需要和平，而不是北约”。[ix] 对于以色列的行为，尤其是试图把战争扩大到伊朗，她也从国际法、反殖民主义的角度提出批评。她虽然担任过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却也在去年7月去华盛顿白宫前抗议北约——北约、尤其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努力才是危险的根源。她认为国际秩序的希望在于团结“全球南方”，那里才是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在国际秩序中的力量不断增长。
在活动后和她交谈时，我更关心的是瓦盟在今年上半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未能突破5%，下一步准备怎么办，以及她个人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达黛伦演讲
最后一位演讲人布劳恩拥有数十年的和平主义运动经验，也是很多大型和平运动、抗议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布劳恩演讲
他从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施潘（Jens Spahn）提出的“德国应该在欧洲的核保护伞中发挥领导作用”[x]开始讲起，指出德国一部分保守主义者和政治精英正在置历史于不顾，重新做起了大国梦。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布劳恩不断为和平呼吁奔走，还于2022年11月亲赴莫斯科。他谴责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是延长战争，谴责德国的“战争逻辑”和扩军备战（“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举债扩军也是有限度的”[xi]），谴责欧盟的“军事化”，呼吁思考“替代性的安全结构”，[xii] 呼吁团结全球南方、金砖国家等，以壮大支持和平的力量。
虽然已经70多岁，但是他说话语速极快，富有公众演讲的激情和鼓动性。他想传递的核心信息是：我们作为普通公民必须行动起来，把缔造和平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只有我们的力量叠加、壮大，才能实现和平！就在今年10月3日，我们街头见！
公开演讲结束后，观众纷纷提问或就刚才的演讲发表评论。不难发现，来到现场的听众和参与者，持有基本趋同的政治倾向和观点。提问和评论，基本都在表达对《联合国宪章》与和平的支持，对北约、德国联邦政府的谴责，其中也有新移民的提问。台上台下一片和谐。
然而，我也明白，这个混杂了左翼、老年人以及少量移民的群体，在当前的德国社会很可能仅是少数。与德国政府计划中的安全和军事开支相比，今天的集会活动场面，实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相互打气、抱团取暖的泡泡。
打破这个和平主义泡泡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对演讲嘉宾提出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欧洲在战后经历了很长的和平时期，因为我们是北约成员，那么请问为什么《联合国人权宣言》没有促进和平？为什么我们一直用《联合国人权宣言》批评和衡量西方国家，而不是伊朗、俄罗斯等国家？年轻人的提问收获了当场一片嘘声。
舒伦堡表扬了这位年轻的提问者，有勇气提出一个明显不合现场气氛的问题。但是这位提问者的认知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对签约国具有约束力、对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而《联合国人权宣言》是每个国家可以单独决定签署与否的、对于内部的承诺。不过，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具有代表性。
德国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的德国话语：我和同道者的泡泡
我这次德国之行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U Clausthal）的“2025中国周”，在期间的工作坊上作一个线上和线下联动的报告，以及再去母校柏林自由大学，围绕同一个报告主题参与学术工作坊。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U Clausthal）位于德国中部山区，学校规模并不大，注册学生目前不到4000名，却培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可能也是因为其以工程科学为主的专业设置在过去几十年间与中国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的缘故。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想在中德、中欧关系目前面临困境、德国高校的传统汉学和中国研究学生数量逐年下降的局面下，在德国高校对华合作受到越来越多政策限制和处于“自我审查”的不正常气氛下，从学术的路径为德国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种“破局”的思路。
我在克劳斯塔尔工大的报告题目为“‘以德国为方法’理解中国：以‘时代转折’以来受驱使的德国和中德关系为例的思考”。
我在克劳斯塔尔工大报告截图
我的思路是，中国在从五四以来探寻进入现代性路径的过程中，德国在知识论与实践理论两方面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以德国为方法”，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文化接受和移植，而是实现了比较视角下的主体性建构。这一方法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对德国的认识具有了综合、历史的维度，对于德国的情况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也许，德国的中国研究，乃至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可以从中国的“以德国为方法”中汲取灵感。在学术史上，“以中国为方法”在日本、法国和美国等学界均有先例，在德国一定也有相似的空间。
在克劳斯塔尔工大与多年来热心于与中国合作的同事进行交流，当时有一种类似“主场”的感觉。前校长和下萨克森州高校中国专员托马斯•汉什克教授（Thomas Hanschke）在主持报告和活动后的交谈中，更关心德国如何能像中国认识德国一样建立自己对中国的认知，以及如何为此继续促进和深耕两国高校合作，而不是德国政界某些认识所希望的“去风险”。
克劳斯塔尔工大前校长汉什克教授主持报告讨论
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工作坊上，我把报告的侧重点放在中国研究，也就是一个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话题上，即如何“解释中国”，报告标题调整为“通过‘以德国为方法’解释中国”，把中国学术史上“以德国为方法”，日本、法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哲学和汉学“以中国为方法”的尝试，进行了更为系统性的提炼。柏林自由大学、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的同事，首先关注的是当下德国的中国话语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张力，其次关心的是德国话语在中国进入现代性过程中的接受，以及这种接受会不会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构成建设性的补充，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德国政府希望审查对华学术交流、“去风险”，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话题吗？
之所以把我在德国大学所作的报告和参加的工作坊作为“田野调查”的例子，是因为这些活动既涉及学术研究，又涉及中欧、中德交往的大环境——实际上，历史上的学术研究又何曾脱离过大环境！因而也是一面观照中德关系的镜子。这其中暗含的希望，是德国的“中国研究”能够像中国的“德国研究”一样，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参与公共话语方面都能成为一个具有建设性的领域，避免“泡泡化”的命运。
这么看来，我和德国的同道者仍旧任重而道远。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文中图一、图二承蒙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提供，图十由德国汉诺威孙建安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注释：
[i] Brief des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John F. Kennedy an den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von West-Berlin, Willy Brandt, 18. August 1961, https://www.chronik-der-mauer.de/material/178788/brief-des-amerikanischen-praesidenten-john-f-kennedy-an-den-regierenden-buergermeister-von-west-berlin-willy-brandt-18-august-1961. Ursprünglich au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rsg.),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XV: Berlin Crisis, 1962-1963, 1994, Washington, S. 345f.
[ii] Schwarzman Scholars, Announcement, Former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United Nations 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 Responding to a Changing World Order: A United Nations Perspective, 21.05.2018, https://en.sc.tsinghua.edu.cn/info/1018/1953.htm.
[iii] 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 Die Rolle der UN-Charta in der Friedensarchitektur. Einen Weg zu dauerhaftem Weltfrieden ebnen, 22.08.2023, https://www.meer.com/de/75528-die-rolle-der-un-charta-in-der-friedensarchitektur.
[iv] 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 Understanding the Ukraine conflict: Schulenburg's insight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diplomacy, power dynamics, and the quest for peace in Eastern Europe with Swiss Weltwoche, 11.05.2024, https://www.meer.com/en/80423-understanding-the-ukraine-conflict-schulenburgs-insights.
[v] 同上。
[vi] 同上。
[vii] 见注iii。
[viii] 见注iii。
[ix] Alle Zeichen stehen auf Sturm, No. 1, veröffentlicht am 21. Juni 2025, https://www.friedenunddiplomatie.de/blog-2025/2573756_alle-zeichen-stehen-auf-sturm-no-1.
[x] jmm/dpa, Atommacht Deutschland? Spahn für deutsche Führungsrolle bei europäischem Atomwaffen-Schild, 29.06.2025,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jens-spahn-fuer-fuehrungsrolle-von-deutschland-bei-europaeischem-atomwaffen-schild-a-776b949c-154f-4c84-a017-cc9cb84600f2.
[xi] 见注ix。
[xii] Reiner Braun, Welche Alternativen gibt es zur Militarisierung der EU und der NATO? 05.03.2024, https://www.nachdenkseiten.de/?p=1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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