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汪仲启：哲学社科研究是对时代的回应

摘要： ...

【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闻”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汪仲启，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

汪仲启教授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汪仲启：近年来，我在政治学、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校系统的实践优势、调研优势，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这一大方向下，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层党建和治理创新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民主研究方面，围绕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出版了《实践民主：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民心政治：生活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著作；在《学术月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若干篇相关论文。我们注重对于中国民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命题。如用“民主发展”（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cy）而非“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来描述一个政治体的民主进程，从而跳出制度决定论和民主工程学的话语陷阱；“身份解放”和“机制建设”是民主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当代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表现为由身份解放和机制建设的“赛跑”，走出了一条从身份解放到机制建设的民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有大量民主实践，但其结果迥异，有的全国推广，有的无疾而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发现，中央、地方、社会对于民主改革实践的最大关切分别是合法性、绩效与利益；三者的“互动”及三者核心关切的“聚合”与“分离”的状态，决定了一个民主实践的发展过程与最终结果，合法性、绩效与利益的聚合程度越高，则该民主实践得以可持续甚至制度化的可能性就越高。我们还提出，民心政治是最大的民主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生活政治之中，大规模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国家对民意的持续回应与实现等等。上述理论命题解释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宏观逻辑，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中微观实践，是对当代中国民主发展历程及实践进行中层理论建构的一个尝试。

法治研究方面，在《政治学研究》等权威与核心期刊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内在属性》《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形态》“三部曲”，致力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底层逻辑。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在法治领域的具体展现，受到中国国家现代化总体逻辑的根本影响；是一条在落后国家同步协调实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现代化发展、依法治国的复合型法治现代化道路。其理论逻辑表现为实现“政治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法治追求，历史逻辑表现为从“革命建国”到“依法治国”的总体进程，实践逻辑表现为“政党中心”的法治发展路径和机制。

基层党建和治理创新研究方面，聚焦新领域新业态党建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党校重点调研项目等多个重点课题，并承担了若干相关部门的横向课题，深入研究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经验和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红色天际线：上海楼宇党建创新经验与规律》一书；在《复旦学报》发表《空间中的国家》等多篇论文，主要从政党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整体性党建、空间结构变迁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城市基层党建发展等若干命题。我们还聚焦近年来政府治理创新特别是市民热线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经验，提出中国回应性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在于，以“工单”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指派责任制”，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责任机制重塑，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事本主义治理逻辑。这些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意在揭示中国现代治理的最新经验和内在逻辑。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汪仲启：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读的法学方向，准确讲是公法学。硕士毕业以后，在一家学术媒体——《社会科学报》——做了七年的编辑、记者。2017年，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专业毕业后，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任教。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我的学术生涯，不仅经历了“换专业”“换单位”，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换岗位”“换工种”。这种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跨学科视野，除了求学经历本身跨专业，《社会科学报》的工作更是需要我们接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需要同各个专业的顶级学者打交道；再如问题意识，在我的学术经历中，很少遇到青年学者通常容易遇到的“选题”困难，长期的学术记者生涯对于训练我的问题意识、选题意识是很有益的。人生的每一份经历都是宝贵财富。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经历”更是影响其研究视野、体验深度、感知锐度的关键因素。

党校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五路大军”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的主责主业是领导干部培训，所以党校经常讲“课大于天”。但对于从事中国政治与治理研究的党校教师来说，站稳党校讲台的基础必须是扎实的社会科学实践研究。给领导干部授课，需要理论思维但不能光讲理论，需要了解实践经验但不能停留于事实本身。我们不能简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央文件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等作为立论的根据，即所谓“从文件到文件”“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应尽量从事实和逻辑出发来把经典著作、中央文件和总书记论述的“道理”“学理”讲深讲透，需要以事说理，用学术讲政治。因此，党校的教学研究工作要求我们要特别“接地气”，要对中国的政治与治理实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党校具有更加方便和丰富的接触中国政治与治理实践的渠道，党校的科研工作者实际上处于一个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生产的十分重要甚至十分有利的位置。最起码，我们占据了“实践”的先机。所以，在党校工作这几年，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大量精力开展实践调研，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城市更新、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创新等积累了大量的一手案例和素材，也陆陆续续推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民心政治”“指派责任制”“空间中的国家”等若干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概念。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汪仲启：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也得到方方面面的许多眷顾。要说困难，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对自身学术创造力和持续性方面的担心。比如，在研究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的时候，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就是有的学者向我提出“中国有民主吗”这样釜底抽薪式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跳出中国，在更加一般的层面上建构有关民主界定标准的新范式。这个难题曾一度让我陷入学术死胡同，我把自己关在阁楼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放下对于民主问题的思考，漫无目的地去读各个国家的通史。最后，是历史给了我灵感，让我发现了“身份解放”与“机制建设”这一民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提出民主发展道路存在“机制建设引领身份解放”的英美模式，以及“身份解放等待机制建设”的法国模式，而中国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走上了法国模式的道路。然而，不管怎样，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不能否认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追求民主发展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很多青年学者会遇到发表的困难。这些年，一些高校青椒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面临“不发表就出局”的巨大职业难题。但对我来说，似乎写作才是更加根本的问题所在。好稿子是不愁发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写出好的稿子。因此，抛开发表困难这一客观存在的压力，对青年学者来说“生存困境”和“能力困境”可能才是我们“写”出好稿子的最大压力。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每个人都要扮演多重角色，这会使得我们疲于奔命，时间被撕得稀碎，从而消磨我们的学术锐气，妨碍我们进行长期主义的深度思考和研究。我们的学术选拔机制、训练机制和生产机制也还不够健全，一些年轻人在尚未做好必要的学术准备的情况下就走上了学术职场，另有一些则缺乏真正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机会或意愿，而一些具备较好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则有可能被生存压力、考核机制或者时间碎片化等问题困住手脚。因此，对大部分青年学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持续提高学术能力。而对那些真正有天赋的青年学者来说，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和生存环境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汪仲启：学者和学术都是时代的产儿。时代是思想之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对时代的回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为我们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契机。我个人所关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迁、中国政府与治理创新等议题，都是转型中国特别是国家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过程无法回避的重大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而政治文明现代化离不开民主发展、法治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所以，当下的学术氛围对青年学人的影响，首先在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我们设定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选题。其次，就是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对于学术研究的大力支持。青年学者有更多机会申请到各类课题资助，我本人就主持了多个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兴领域党建方面的省部级以上课题。第三，开放的信息获取和多学科交流正在重塑知识传播与协作模式。这样的学术环境其实对青年学者来说更为友好。相比于前辈学人“抄卡片”的研究方式，我们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学术生产和传播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在互联网世界，跨地域、跨学科的学人群体几乎随时可以交流，我们很容易就能了解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前沿成果。当然，因为同行的成果会不舍昼夜地被推送到我们眼前，学术成果和信息的透明化既强化了我们的驱动力，也加剧了我们的焦虑感。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汪仲启：据我了解，上海市针对青年学者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从资源供给、学术生态到职业发展形成了系统性的支持网络。就我所熟悉的身边的同行来说，就有比如上海市科委设立的扬帆计划（32 岁以下）启明星计划（35 岁以下），市委宣传部设立的“东方英才”计划等，都为入选者提供直接经费支持；超级博士后计划提供稳定科研岗位及2年30万元资助；浦江人才计划则为海外归国学者提供 “第一桶金”，计划入选者可享受过渡性人才公寓；五大文库出版资助（如《上海社科新人文库》）为人文社科青年学者提供出版保障，要求成果聚焦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推出一批前沿性的新锐成果。我本人就是“东方英才”计划和“社科新人”项目的受益者，入选人才计划既缓解了我的经济压力，也进一步明确了我的研究计划，可以说锁定了一段时期内我的主要研究议题。更重要的是，在申报此类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大批学术前辈大家的无私帮助，他们对我们的项目设计和研究计划给予了大量指导，帮助我们一步步明确了研究焦点，理清了工作思路，打开了学术视野。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汪仲启：从博士期间我就聚焦当代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到党校以后虽一度有所中断，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期间提出“全过程民主”重大理念，实际上极大激发了学术界对于这一议题的研究热情，几年来也诞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已有学术成果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理论特征、实践形式等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大多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或者民主政治新形态的规范性研究，即意在论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道义上、功能上并不亚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票决民主，在民主类型上代表着一种新的民主类型并具有自身的独特内涵。也有若干文献围绕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统一战线、基层治理等领域，展开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体系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当前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脉络、实践体系和未来展望的系统性研究相对比较少。由于未能很好地解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相关研究实际上大体都还局限在对于政治语言和政策语言的“演绎”阶段，未能真正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实践论据。

因此，我也以此作为“社科新人”课题的聚焦方向。但是，课题设计思路几经变迁，最初申报的题目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形态研究》。经有关专家指导后， 题目改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演进、实践探索与未来图景研究》，试图系统梳理2019年以来学术界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维研究成果，意图勾勒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学术图谱，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渊源、政策话语和实践经验出发，准确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脉络和实践体系，探索如何更好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发展，从而准确描述这一重大理念的基本面貌。但是，在课题评审会上，专家们指出，“社科新人”的课题应当具有前沿性、新锐性、突破性，要通过小而精的研究提出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而不能满足于做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盘点式”“综述式”研究。

于是，我将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提出，但尚未系统阐述的有关中国民主的一个概念提取出来，作为研究课题的核心概念，并确定了《进取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特征》这一研究题目。时至今日，欧美民主可以说已发展成为一种“消极民主”（Negative Democracy），政府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民主则被视为一种消极的、控权的政治技术，有的时候民主似乎不是为了“做成事情”，而是为了“防范权力”，极端情况下这种民主模式就会演变为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不同的权力分支互不信任、相互掣肘。与之相对，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可以说是“积极民主”（Positive Democracy），民主是用来干事创业、造福于民的。正如总书记所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些年，我跟踪研究了大量政府实践，一个部门或一个人要“躺平”是很容易的，对一件事要说“不”可以找出一百种理由。但是，要干成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这就特别需要大家跨前一步、积极进取。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这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干事创业、造福于民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就是“进取型民主”的精髓。因此，我想通过这个课题，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气质揭示出来，深入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哲学渊源、科学内涵、政治基础和实践形态。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

汪仲启：“上海社科新人”称号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是一份很大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沉甸甸的学术责任。对我来说，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躺平或者随波逐流，它会倒逼我继续深耕学术、勇攀高峰，争取不辜负这份荣誉。至于课题立项、经费支持，这些外部性的因素倒显得次要了。  

澎湃新闻：更进一步来说，“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您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汪仲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与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之间呈现出深度互动、相互赋能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学术成果对城市治理和文化影响力的直接贡献上，更通过知识创新、国际对话和人才培育形成了多层次的赋能机制。而上海尤其具有独特的城市地位，这里不仅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也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许多新事物的摇篮。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砥砺激荡，造就了上海求真务实、兼容并蓄、大气谦和的城市气质。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吸吮着这样的养分蓬勃生长的。更不用说，上海还是“全过程民主”“人民城市”等重大理念的首提地，这些重大理念以及背后的生动实践，直接为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始终紧扣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需求，通过理论创新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例如，依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设立人民城市研究基地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基地，深入阐释 “人民城市” 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实践的创新发展。这让我们有机会站在理论前沿，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作出相应贡献。

澎湃新闻：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创新挑战？

汪仲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普罗大众、各行各业都将带来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有了人工智能工具的加持，最大的变化就是速度的进化。以前缺工具，做文章慢，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但学者的主体性很强，研究工作都要靠自己亲力亲为，一页一页翻书，一笔一划做笔记，一点一滴积累信息。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以后，学术研究不缺工具，但可能缺主体性。AI技术工具搜集信息的广度和速度非人力所能比拟，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人工智能写东西也比很多人又快又好。这很容易使得研究者退隐不见了，变成了人工智能工具的单纯的附庸和传声筒，不再思考、不再写作、提不出问题，最终变得没有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工具长于搜集、归纳、整理、推理、计算，这些工作以前也构成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研究人员仅满足于完成这些工作，那么他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另一方面，上述工作基本上还属于对于既有材料的加工，实际上还是智能机器的内部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理性化的过程，过去人类引以为傲的超越其他动物的理性能力在人工智能面前可能变得不值一提。但人类相比于其他动物不甚突出的感官能力，跟人工智能比较起来却可谓遥遥领先，而且看起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被超越。在长期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人类感官体系——眼耳鼻舌身意——单个来看或许都并不突出，所谓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眼神不如老鹰，鼻子不如狗。但是，在大脑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人类的感官体系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从外到内多维度感知世界，而且不同感官之间无缝衔接，可以快速分析并作出合理反应。尤其是感知人类事物和人类世界方面，这是任何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感官元器件所无法比拟的。即人工智能长于内部理性化的过程，而人类长于感受外部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应该扬长避短，充分发展人类的感官能力，更多地走出书斋，去感受世界，去开展实践，去获取一手资料，而更好地学会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帮助我们进行理性分析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