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阅读热潮

摘要： ...

【编者按】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革。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米努瓦 (Georges Minois)在其著作《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中描绘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阅读热潮、学院派的分裂、报刊的兴盛，这预示着现代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国传统文化管理体系的衰落。本文摘自该书第七章“最后的斗争（1770-1790）”，澎湃新闻经上海三联书店授权刊发。

《《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法]乔治·米努瓦著，于艳茹 译 / 陶逸 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版

阅读的狂热

在旧制度末期，一种确切的对阅读的狂热征服了民众。在《巴黎图景》中，梅西耶满意地评论道：“今天，你们看到一个住在夹层的侍女，一个在候见厅服侍的仆从也都在阅读小册子。几乎所有社会阶级中的人们都读书，太好了。还应该阅读得更多。一个读书的民族在它的心中怀有一种快乐而特殊的力量，能够对抗或破坏专制主义。”冯斯托克男爵讲得更透：“巴黎的所有人都在读书。人们在马车上、在散步场所、在幕间休息时的剧院、在咖啡馆、在浴室阅读。在店铺中，女人们、孩子们、工人、学徒都在阅读。”

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激增。1784年在巴黎共计有18个，在其他法国城市中至少有16个。阅览室从1760年开始以同样规模发展。人们能租阅书籍，可有每月三本左右的预订。私人图书馆快速增加，拥有许多出版物，当时，计有500多册的藏书量不再罕见。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人们发现启蒙了的读者和收藏者会花费巨大财富在印刷品上：拉瓦利埃公爵有40000多册藏书；达尔让松的路政官，波尔米侯爵安托万勒内，在1765年购买了蓬巴杜尔侯爵夫人的藏书，1785年收集了52657卷书，其中2412份是手稿，涉及所有领域，在许可出版物和禁书之间没有任何壁垒。

私人藏书构成的演变是有示范效应的。高等法院成员家里，1734—1765年与1781—1795年之间的比较，显示了宗教读物和法学读物的锐减（前者从18.7%下降到6%，后者从20.1%下降到11%），而历史和文学读物增长（前者从27.5%上升到35%，后者从19%上升到32.5%）。神学读物甚至在教会图书馆中也在缩减（从38%到29%），而文学和科学书籍获得增长（前者从13.5%到20%，后者从6%到12%）。

总体上，精英读物与民众读物之间的差异，尤其在乡村中，似乎在扩大。这是从1790年8月由格雷古瓦尔教士领导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他给外省的通信者邮寄了一个调查表，其中，有三个问题针对农民读物：“他们（本堂神父）有为他们的堂区教民而准备一整套书吗？乡下人对读物有鉴赏力吗？在他们那里通常能见到哪一类书籍？”

回答是多样的，但是足以清楚地得出三个趋向。首先，底层教士面对农民读物的可能影响持迟疑态度的情况在不断增长。律师贝尔纳多在他的回答中写道，本堂神父声称，启发孩子们对读物的鉴赏力，就是力求给予他们一种相对于他们同类人的优越性，这与基督教的谦逊相悖，喜欢读书的女孩们是会惹麻烦的女人。在阿登，欧波里教士注意到，“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没有为他们的教民准备任何书籍，禁止他们阅读圣经”。很多人指出，本堂神父们自己很少读书，但相对于其他人，他们是唯一会鼓励农民阅读的人。

第二个观察：人们在农场发现的书籍，绝大多数是宗教书籍、虔诚作品、祈祷文、日课经、圣徒传记、圣徒故事；蓝皮丛书小书则较为罕见，这说明它们的作用可能被历史学家们夸大了。它们主要是故事，中世纪传奇，风行一时的强盗的冒险故事，如《埃蒙四子》《蓝胡子》《鹅妈妈的故事》《芒德兰的故事》《大盗卡图》，以及历书。格雷古瓦尔的通信者则鄙视这些读物，因为农民阅读、重读的总是同样的段落，以致他们能够背诵下来。“这个地区能阅读的农村人通常喜欢阅读，但只能阅读《诸神历书》，蓝皮丛书和其他流动商贩每年在农村用车运来的粗制滥造的读物，缺乏其他读物。他们有对琐碎故事反复读上二十遍的热情，每当谈及它们时（他们非常自然地会做的事），他们会向你们逐字背诵他们的小册子。”

恰恰应该从这种对永久之物（或者对周而复始之物，同质反复出现的东西）的眷恋中，来探索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增加的差异。在个人和集体心态与环境之间明显有一种共生关系。在农村，几个世纪期间没有任何变化，生活被日子和季节的永久重复确定了节奏，线性变化的概念本身远离了心理的世界。一切都是重复（行为、日常事务、节日、话语），没有新生事物和“进步”的位置。而这些新概念出现在城市，它变化、演变、成长，在其居民眼皮底下自我更新。如果农民开始阅读，他愿意在他的书籍中重新发现他的世界、他的价值观，反复阅读同样的叙述，正如他反复讲述同样的事情一样。因此，作品的渗透未必是农村大众文化变化的因素。书籍没有使任何东西发生改变，如果环境本身没有变动的话。这就是改革派教士的努力总是归于徒劳的原因所在。不管是教理书、布道、虔诚书籍，“大众宗教”之神奇基础没有变动。

这将我们引向从格雷古瓦尔调查中得出的第三个发现。通信者评论道，乡村显贵开始拥有其他读物，但是这些读物经常是危险的，伤风败俗的，它们有对农民产生不良影响的风险。一方面是迷信，另一方面是堕落。这是摆在启蒙了的改革派面前的困境。

学院派的分裂

反之，在城市，一切都变化很快，甚至在外省的小中心，尤其在1780年代，文学协会激增。社会、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关切在科学院组织的竞赛中表现出来，它们绝非强制人们接受文化框架，而只是反映思想精英中主导心态的演变。

竞赛制度显露了这一点。对这种运动的迷恋是惊人的：竞赛在1700至1709年之间只有48次，而在1780至1789年共有618次，这证明了启蒙过程中有教养公众的大量增加。竞赛向所有人开放，它们同时是文化民主化的一种载体，是表达新思想的一个机会，当然，也是激励思想的一种手段。旧制度末期的思想沸腾，部分是由于这些竞赛，它们让人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得奖的文本有时引起巨大反响：人们梦想成为第戎学院的卢梭，或者法兰西学院的莫里教士。

尽管政治和宗教问题被压制，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论述道德、美德、自然、伟人颂词、地方史。外省学院远离权力中心，是最大胆的。政府取消了某些过于危险的主题，比如1772年提交给图卢兹百花诗赛学院的《波义耳赞》，或者1780年提交给拉罗歇尔学院的《卢梭赞》。在马恩河畔的沙隆，主题经常是爆炸性的，使总督很不安：行乞、徭役、刑法、劳动者和短工的状况，司法、教育学、外省行政——有真正的抗议鼓动，因而当权者从1783年开始要求人们回到地方百科知识的主题。

在图卢兹，阅卷者谴责1760年以来“许多作品对宗教的肆无忌惮”。主题有时也是微妙的，比如1780年的主题——“限制君主制奢华的方式是什么？”在关于美国革命的问题中，圣让教士指出，一场革命有利于人类天赋权利。道德和正直的主题同样丰富，引起大量前浪漫主义和卢梭主义的论述。关于商业自由、开明专制、爱国主义的问题掀起了批评的浪潮，有时是极端大胆的批判。地方史主题促进了外省爱国主义的发展。人们看到了大量小论文中的思想异常活跃，这揭示了一种多样化的地方人才世界中，对自我表达的需求。科学和艺术主题，占整体的60%，呈现出爱好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差异，有的直至1760年仍是旋涡论和笛卡尔主义生理学的信奉者，有的直至1773年仍是牛顿学说的反对者。

另外，学院世界是深刻分裂的。在1788—1789年，它们经常无法拟定备忘录，因为缺乏共识。面对革命，院士们所持的立场纯粹是个人性的。文人共和国有一种巨大的多样性，这种现象表明文化控制和官方文化创立的最终失败。思想世界的分裂被有不同感受的组织创建表现出来：共济会分部，读书会，文学协会，农业协会等。在这些圈子中，社会和政治问题被大量争论。人们发现有教养社会中医生的重要性。在贫困地区，医生经常处于社会诉求的最前沿。维克·达吉尔（他是科学学会、法兰西学院的成员，1776年王家医学协会的创立者）加入了启蒙运动。“人们对宗教、医学和天文学的滥用，是导致三种巨大邪恶的根源：狂热、江湖骗术和迷信。”

报刊的威力

报刊，在逐步扫除文盲和日益政治化的世界中，变成了国王权力和公共舆论之间关系的关键。这恰好是即将进入下一个纪元——“媒体”时代的征兆，它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并且定期地在整个王国传播关于所有主题的新闻。政府没有自欺欺人，因为正是围绕报刊，书报审查制度保持着最高警惕，政权发动了最后的、最猛烈的进攻。教会和国家在这里重新处于联合状态，首先监督这个被视为宣传工具的工具。

从现在起，任何一本书都不能与报刊传播的威力相抗衡：在旧制度末期，每一周，法国城市消费2万份《观察者》、《兰盖年鉴》，15000份《公报》《信使》《巴黎日报》，12000份《环球杂志》、《三级会议简讯》，11000份马雷·杜庞的《年鉴》，8000份《日内瓦报》，7000份《欧洲邮报》，6000份《政治文学报》、《布鲁塞尔报》，还有许多其他的报刊，估计每周总数达到15万份。1777年，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已经问世。黎塞留的天才想法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从此，作为形成舆论的手段，没有什么能与报刊相比，持续传播被所有国家知名人物阅读的文本：通过咖啡馆、借阅、公开朗读，至少有150万人阅读了这些文章。

甚至连假装蔑视这些纸张的启蒙哲人，也力求利用它们，理解它们。这种底层文本在其263刚刚诞生之际，妨害了对伟大作品的阅读。“懒惰者在阅读它们时感到愉快，”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写道，“人们能够在一刻钟内很高兴地浏览30张。”对于达朗贝尔而言，“所有这些报纸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体力劳动者的养分”。加里亚尼教士写信给戴皮内夫人称：“上帝留给我们的出版自由，是由法令确定的！没有什么比这种东西更能促使一个国家变得粗俗，更能败坏品位和削弱表达力了。”至于伏尔泰，他向约瑟夫·德·赛特尔描述道：“我像您一样蔑视这些每周一次的小作品，这些一周一次的昆虫。”还有，“应该承认，报刊变成了社会灾难之一和一种无法容忍的掠夺。”对他而言，报人是没有文化的人，勉强初中毕业，“不能对任何文学、哲学问题撰写超过10页的东西”，却胆敢评判最伟大的作品。但是，作为谨慎的人，他衡量这些“昆虫”对于形成舆论的作用，而且不放过对它们的利用，例如，他要求在1735年创立《现代作品观察》的德丰丹提醒公众关于他的一部剧作，称“《凯撒之死》这个剧本，没有像我写的那样去印刷，我丝毫没有参与这个版本。请在这个场合为我说几句话”。德芳侯爵夫人同样是一个勤奋的报纸读者，她要求会长埃诺，“请寄给我最近的德丰丹教士的《观察》和所有这几周出版的报刊。”1744年她又对布罗塞的会长说：“你们发送给我的东西我不会嫌多的，尤其是德丰丹教士的报纸，请尽可能多地发给我。最后，作为讲究实际的人，马蒙泰尔估计，要阅读完国王图书馆的所有作品，需要一个人按照每天14个小时读上800年，因此，报刊摘要是必不可少的。